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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挖掘 保护 传承 弘扬古籍文化——故纸余香再芬芳

  编辑:      发布时间:2022-05-11 17:56:26     来源:党委宣传部    

四月芳菲,书香氤氲。在我校雁塔校区家属区,银发苍苍的文学院迟铎先生坐在堆满了线装书和资料书房里,进行着《十三经辞典》的修订工作。这部3000万字的传奇辞典于2014年出版问世,由迟铎先生带领百人专家团队,历时28年编纂完成。“为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人类文化遗产,我们自信是做了一件踏踏实实的工作。《十三经辞典》编纂完成了,但它的故事并没有画上句号,这件事,我会一直做下去。”迟铎说。

“大家仔细看,《新唐书》和《旧唐书》、《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是不是各有千秋?”在我校长安校区图书馆五层古籍阅览室,历史文化学院郭海文教授让学生逐一把史书从樟木书柜中“请出来”,具体感受每部书籍在编排体例方面的细微差别。把历史文献课堂搬到图书馆古籍阅览室,这样的必修课给学生留下了独特的学习体验。

馆藏:卷帙浩繁 继绝存珍

静谧的古籍阅览室,散发着樟木和书卷的香气;一册册线装书籍,一张张泛黄书页,沉淀着文化,发酵着岁月。

上世纪60年代,我校图书馆建立古籍典藏体系,经过60余载的积淀与传承,馆藏古籍数量位居陕西省高校之首,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文献资源贮藏中心。2009年,被文化部列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馆藏古籍文献24万余册,善本1120余种,12000余册,分别藏于普通古籍线装书库和善本古籍珍藏室。所藏善本中,有15部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51部入选《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

古籍目录盒

老一辈图书馆人、年近百岁的任天夫先生回忆起当年采购古籍的情形感慨万千:“去北京南京,下苏杭上海,究竟跑了多少地方,难以统计;寻大书店,淘小书摊,究竟买了多少图书,无法记忆。有多少图书是用自行车带回的,也说不清,反正自行车换了一辆又一辆,车带换了无数个,车胎补了无数次。”上世纪50年代,任天夫用10元钱为师大图书馆买回了一件无价之宝——《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刻于南宋,蝴蝶装,仅六页。此书也是师大图书馆收藏的唯一的宋版书。

翻阅古籍,很多图书上钤印着“郭子直先生赠书”。1956年,郭子直先生将自己一生收藏的古籍善本、碑帖、图书、刊物等793种共计3900余册,全部捐赠给图书馆。“郭先生本身就是文史大家,精通古文字、小学等,在文献收藏之前就经过遴选、鉴别,因此这批文献的价值很高,其中就包括多部善本,如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星烈日记汇要》等。”图书馆流通阅览部副主任胡明丽介绍。

“黄永年先生在图书馆工作多年,在鉴定、整理馆藏古籍,使馆藏资源更好地服务于教学科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开启了特藏资源的整理研究之路。”图书馆馆长沙武田教授说。走上这条科研路,黄永年先生毕生躬耕,先后撰写了《唐史史料学》《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古籍整理概论》《古籍版本学》等多部著作;担任过陕西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等。

“馆内古籍收藏涵盖经史子集四部,其中地方志文献较为丰富,尤其是陕西地方志比较完备。另外还收藏有较多的关学文献,关学文献整理出版的标志性成果《关学文库》所依据的多个版本都在这里。”提起馆藏特色资源,守护古籍15年之久的管理员陈典平博士如数家珍。

然而,部分古籍由于年代久远、被多次翻阅,破损情况较为严重。“抢救修复古籍是我们迫在眉睫的一项工作。”沙武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修复:让古籍重现光彩

古籍修复,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致知楼纸质文献修复与保护研究室,操作台上摆满了镊子、裁板、补书板、毛笔、棕刷、排刷、裁刀、刮刀、剪刀等“十八般武器”,拷贝台上平躺着正在接受“手术”的残卷,木架上整齐堆放着丝网和各类纸张,桌上等待修复的古籍一字排开。

年轻的古籍修复师武栋在筒子叶背面涂抹浆糊,将配纸轻轻覆盖在虫洞上,再用镊子将虫洞周围多余的配纸轻轻撕去。半小时过去,这张筒子叶的两个虫洞尚未完全修复。“我们的职业更像外科医生,‘病人’就是这些伤痕累累、生命垂危的古籍。看到一本本古书‘起死回生’,那种成就感是任何东西所替代不了的”。

古籍修复是个慢活、细致活,修复古籍一般要经过拍照、拆线、固化、清污、测酸、脱酸、清洗、修补、装订、装盒等十余道工序。武栋说,每次拿到一本需要修复的古籍,针对不同的破损程度、材质等,修复师们都要“集体会诊、对症下药”,制定不同的修复方案,修复一本破损严重的古籍常常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时间。

“这部明代刻本的残卷已经酸化得非常严重了,一碰就碎。古人在阅读时用朱砂作了批注和句读,为防止这些字迹遇水后发生洇化,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固化、脱酸处理。”从事古籍修复工作20年的赖祖琴娴熟地将显色固色剂均匀涂抹在残卷上,并用电吹风迅速将其吹干,“固化、脱酸都是进行古籍修复的关键技术,只有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才能保证修复后的古籍仍能长久保存。”

古籍修复讲究“整旧如旧”,修复师需尽量保持古籍的原貌。赖祖琴介绍,在选择配纸时要尽量做到厚薄相宜、颜色相合、质地相当、纹理相近。平时修复古籍剩下的碎纸片也要细心积攒下来,以备不时之需。“有一次在修复一部清代残卷时,为了寻找合适的配纸,我们辗转全国各地,最终在台湾找到了。虽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但为了将古籍更好地保存下来,使文明得以延续,我们觉得这么做非常值得!”

实验室的一角,已经修好的部分成品静静地躺在崭新的函套里。“这些函套是我们为修复完成的古籍量身定做的,所用的材料都进行了特殊处理,书套里还铺垫了碳素纸,具有防火、防虫、防霉、防酸功能,相当于给古籍穿上了一件更高级的‘防护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李玉虎教授说。

从事文物修复40余载,在李玉虎看来,古籍修复不仅是一种传统技艺,更是一门专业的科学技术,需要不断与新工艺、新技术进行创新融合,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来传承技艺,从事相关科学研究。

利用:让古籍“活”得更精彩

翻开古籍借阅记录本,历史文化学院、文学院、教育学部、美术学院、哲学书院等学院的师生留下了深浅不一、字迹各异的借阅信息。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孙震连续借阅《中国版刻图录》,“我在研究中国古籍版刻艺术尤其是木刻版画的发展历程时遇到困惑,在古籍阅览室查阅到了《中国版刻图录》,解决了疑惑。”

“前几年,我在做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时,需要查阅古代人口、田赋、物产及自然灾害等方面的资料,经常到古籍阅览室查阅全国各地的方志。丰富的古代方志给我帮了大忙,依托这些方志,我们产出了《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和城乡发展研究》等重要成果。”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王社教教授谈到。

丰富的馆藏资源不仅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提供了强大的文献保障,还为有需求的社会人员查阅资料提供便利。来自上海、浙江、青海等各地高校、科研院所,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专家学者,也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留下了查找文献、奋笔疾书的身影。当不会说话的古籍与科研人的思想产生碰撞,古籍承载的千古智慧,又一次焕发出新的生命。

善本古籍珍藏室

2016年10月,古籍善本珍藏室的千年善本首次公开亮相。三件敦煌唐人写经、明司礼监刻本《大明一统志》、梁启超手稿孤本等具有极高文献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的20余件藏品,与展柜前络绎不绝的师生们无声对话。2019年,我校与陕西省图书馆携手,将古籍修复、雕版印刷、古书摹写等传统技艺带进校园。“当我投入到各类体验活动中,感觉自己触摸到了历史,古籍也与我亲近了许多。”文学院本科生吕涵林将当时雕版印刷的体验作品《先师孔子行教图》贴在书桌旁。

“针对刻本中常见的易讹字‘己、已、巳’,我们会在系统识别出现讹误时,利用手动辅助修改功能输入正确字形,通过这样的训练,机器能慢慢学会辨认易讹字的正确用法。”去年冬天开始,历史文化学院文献学专业本科生丁点儿持续参与《格致镜原》100卷电子化整理工作,目前已完成了文本内容AI识别和电子校对,即将进入AI自动标点阶段。这套中文古籍OCR系统,由学院张光伟老师团队研发,大大提高了点校整理古籍的效率。

此外,学校图书馆也正在对馆藏古籍文献进行数字化加工,已建成“西北地方志特色数据库”和“教师教育专题数据库”。2012年,对存藏古籍进行了全面普查,出版《陕西古籍总目》(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分册),2019年出版《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

“对古籍的最佳保护,绝非将古籍束之高阁,而是要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将其活用。学校将不断激发师生保护利用古籍的热情,引导大家充分认识古籍这座宝藏的价值,进一步利用馆藏优势,强化技术支撑,使师生参与到‘用’古籍的行动当中,让古籍真正‘活’起来。”副校长任晓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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