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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刊发出版总社图书《中华通历》书评

  编辑: 李国华     发布时间:2018-12-27 10:24:36     作者:出版总社    

12月26日出版的《光明日报》,刊登了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撰写的书评《电子检索无法取代的工具书——读<中华通历>》,对我校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编著、出版总社出版的“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华通历》进行了深刻解读和重点推荐。

链接: 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8-12/26/nw.D110000gmrb_20181226_2-16.htm

书评全文如下:

电子检索无法取代的工具书——读《中华通历》

孟宪实

【读书者说】

与作家一样,学者的著作就是学者的本色代表。著作有着多种分类方法,学术界最看重的是高精尖的学术著作,只有这样的著作最能代表学者学术创造。学术工具书,通常不入学术评价的法眼,但任何学术中人,都离不开学术工具书。这是今天学界存在的众多悖论之一。编制工具书,需要大量人力与时间的投入。如果成功,人人可以利用,但很少会有人引用。稍有差错,则会人人出面指正。使用别人的工具书不注明,与指出别人工具书的错失,效果是一致的,能够证明自己的学术高明。

这是一个不利于工具书编制的时代。但是,王双怀教授等却前后历经20年,编制了大型工具书《中华通历》(以下简称《通历》)。这部书贯穿中国古今,一套共十册(先秦两册,秦汉一册,魏晋南北朝两册,隋唐五代一册,宋辽金元两册,明清一册,近现代一册),从某种视角看,今天有人竟然做这样的工作,不可思议。或许,使用者依然不会引用,工具书的目标指向,只剩下功德。

《中华通历》 王双怀编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中华通历》是检索性工具书,主要是时间检索。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提出史学研究的“四把钥匙”,包括官职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那么《中华通历》自然属于年代学工具书。在此之前,我们核检历史上的时间问题,通常使用的是文物出版社的《中国历史年代简表》、陈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等。那么如此卷帙浩繁的时间检索工具书,到底有什么新奇特呢?

《通历》的检索,详细到了每一天,有一册《通历》在手,从商周时代直到公元2100年,每一天的基本信息,都能准确查到。以文物版《中国历史年代简表》而言,如题所示,仅仅能够进行年代核检,公元纪年,当年的年号,干支标识,大约就是这三个方面,如果要查月日朔望等等,无法满足。陈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对比之下大不一样,给出了每个月的信息,告知每月的朔日。如果史书记载一个干支日期,你要知道是哪一天,有了《二十史朔闰表》的朔日干支,可以依据干支表去推算。这里可以举例说明。武则天替代唐朝,发生在公元690年,为了改朝换代进展顺利,武则天及其拥护者举行了一系列活动,《资治通鉴》有如下记载:

九月,丙子,侍御史汲人傅游艺帅关中百姓九百余人诣阙上表,请改国号曰周,赐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许;擢游艺为给事中。于是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合六万余人,俱上表如游艺所请,皇帝亦上表自请赐姓武氏。庚辰,太后可皇帝及群臣之请。壬午,御则天数,赦天下,以唐为周,改元。

至少从历史的表面上看,改李唐为武周,不是武则天提出来的,先是傅游艺等关中百姓900多人上表要求,后来是百官、和尚、道士等6万人上表要求。上表就是上书。连当时的李唐皇帝睿宗李旦都亲自上表,请武则天当皇帝,把自己的李姓改为武姓。面对百姓、百官的如此热情,武则天再不同意就太说不过去了,于是她只好接受了大家的请求,宣布改唐为周,并改元为天授。

中国古代实行天干、地支纪时法,天干与地支搭配形成六十个数字的循环,从“甲子”开始,到“癸亥”结束,周而复始。这个干支表,可以分别代表年月日,与之对应的有古代中国的皇帝年号纪年法。但是,今天的读者熟悉现在的公元纪年方法,对于干支纪年并不熟悉,更不能像古人那样精通60干支表。于是,在干支日期面前,我们束手无策。上引《通鉴》的记载,涉及九月的三个日期,如果利用《二十史朔闰表》,得知九月朔日为甲辰,其他三个日期要继续推算,而《朔闰表》帮忙到此为止。

要继续查证干支日期,《中华通历》可以大显身手。丙子是三日,庚辰是七日,壬午是九日。三日,傅游艺的要求遭到拒绝,但傅游艺本人的官职却获得提升。政治活动的艺术性由此显现,武则天显然并不是拒绝当皇帝,她在等条件。七日,6万人上表,各个行业的代表整齐出现,背后的组织力量之大可想而知。九日,武则天终于答应了人民的请求。其实,从三日到九日,不过6天时间,武则天称帝从提议到完成,显然还是十分迅速的。利用人民的名义,武则天的做法周全严密。但是,今人对于干支法则陌生,干支如果不转换为熟悉的日期,我们就不会获得具体的时间感。《通历》的价值由此突显。这些年,我带领学生们做《唐代基本史料编年》课题,时间问题困扰最多,最初依靠《二十史朔闰表》推导,因为不熟悉干支表,常常出错。后来买到《通历》,大有解放之感。

同样,古代中国实行的是阴阳合历,与今人熟悉的阳历也有参差,为了理解历史上某月某日的记载,不换算为今天的月日就没有感觉。对此,《通历》给出了明确对照,一望而知。《新唐书》记载:武德元年“十月壬申朔,日有食之”,这是一条日食的重要资料。那么十月初一(朔日),在今天的日历中是哪一天呢?《通历》告诉我们是618年10月24日。武则天同意当皇帝的那一天,是公元690年10月16日,那一天是星期日。《通历》把每一天是星期几也标识出来,这是同类图书很少见的。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获得一天的时间感,星期几当然是重要的。星期的标示,对于古代居民而言只有少数人会使用,但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确实是一个常识性问题,所以《通历》的考虑重视古今,很有创见性。

古人的时间感与今人不完全相同。一年之中,月份是重要的节奏,每个月份之内,朔日即第一天是开端,望日(十五日)是高峰,这是十五天的一个节奏。同样是十五天的节奏,二十四节气与月份的朔望并不合拍,但这些重要的时间点对于古人的生活节奏而言不可或缺。以唐代而言,四季标志如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等都是假日,所以《通历》把二十四节气标示出来是很有必要的。

从读者的角度看,不仅历史研究者需要《通历》给出的各个时间知识,即使对历史文学创作者也大有帮助。在真实的时间框架内,添加虚拟的文学人物,会使得故事看上去更真实可信。在常见的传世史料中,《资治通鉴》因为是编年体史书,最看重时间性,对于我们参考意义极大。但从吴玉贵先生的《资治通鉴疑年录》一书可以看到,连《资治通鉴》的时间也时常有误,全部依赖《资治通鉴》也会有“尽信书”的弊端。现在有了《通历》,因为是古今一天一天排列下来,让很多错误无处藏身。

类似的工具书,制作起来大费周章,费力而不讨好。读《通历》前言才知道,王双怀教授也是因为自己的需要联想到学界的需要,最后才下决心编制这套工具书的。如果是我,即使有决心,怕也难以完成。以先秦时期而言,关于当时的历法,文献记载缺乏,但学界认识却又多样,如果给出统一的年表,颇费思量。好在王教授曾有一段时间,专门研究历法问题,也见过他的相关论文,于是所有问题都有了恰当的解决办法,比如把不同的系统并列起来,并不专求一致。如此,让学界同行利用起来,可以各取所需,不仅便利而且自由。书后附有六张表格,都是很有价值的历法常用知识,尤其是第六张表,其实是本册的索引,如果读者不熟悉这个时期的年号,这张表的利用率会大大高涨。

今日中国,处在学术高速发展的时期。学术发展,取决于创新,也取决于积累。在今天万事万物强调创新的时代,积累的意义很容易被忽视。文献电子化,为信息的搜集带来便利,尤其是电子检索工具的发达,积累的意义越发显得无益,学得一手检索的技巧,胜过半生的日夜苦读。但是,时间检索型工具书《通历》,是无法替代的工具,能为读者提供大量时间信息,也能为读者节约大量时间。无论如何,读者都不能不对作者表达真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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