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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由经学附庸到文史经典——访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新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3-01-21 11:08:18         

师大新闻网讯 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报》隆重推出独家报道《万世史圣,不朽绝唱——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历久弥新》,精心策划3个版面,从司马故里实地考察到精神价值探究,从资料辨析到理论总结,从古代到当代,从中国到世界,全面展示司马迁与《史记》的永久魅力,专访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我校文学院张新科教授,畅谈《史记》如何由经学附庸转变为史学和文学的经典,以及“史记学”的体系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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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链接:https://epaper.csstoday.net/epaper/read.do?m=i&iid=6484&eid=45905&sid=212417&idate=12_2023-01-20

全文如下:

由经学附庸到文史经典

——访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新科

作者:陆航

《史记》的诞生是中国史学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它开创了纪传体例,为后代史书的书写树立了典范。《史记》也是中国叙事文学的典范,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继承了先秦叙事文学与诸子散文的精神,吸收了抒情文学《诗经》《楚辞》等经典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韵味和风格,成为先秦文学的集大成者和汉代文学的典型代表,为后世文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大的动力。对司马迁及《史记》的研究,自《史记》问世起,至今两千多年从未间断。《史记》如何由经学附庸转变为史学和文学的经典?“史记学”的体系包括哪些内容?记者采访了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会长、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新科。

摆脱经学附庸后得以广泛传播

《中国社会科学报》:《史记》诞生之初颇受非议。从学术发展来看,中国历史记载从先秦就已开始,并且形成了自己的写作传统,但史学以及史学家的地位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汉代由于经学的盛行,史学还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班固《汉书·艺文志》把《史记》等历史著作列入“六艺”类“春秋”名下,作为“经”的附庸而存在。汉代正统思想家如何看待《史记》?

张新科:司马迁编纂《史记》,有非常明确的目的。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在《报任安书》中也有类似的表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以看出,这不是简单的历史资料的汇编,而是具有深刻思想的著作,超越了前代的历史记载,创造了历史记载的新纪元。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说《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在官僚阶层和统治者眼里,《史记》乃洪水猛兽,如汉明帝说:“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班固《典引》)东汉司徒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后汉书·蔡邕传》)魏明帝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三国志·王肃传》)可见《史记》在传播中遭遇的阻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史记》是通史体例,班固《汉书·叙传》批评这是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那么《史记》是如何传播的?

张新科:为了突出刘邦开国皇帝的地位,《汉书》变为断代史,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史家的赞誉,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通例。

两汉时期的普通读者是无法见到这部著作的。《汉书·司马迁传》载:“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是《史记》的第一个传播者。后来,《史记》在流传中有所残缺,汉元帝、成帝之际的褚少孙搜集资料,又补续了某些篇章,使《史记》成为完璧。当然,续写《史记》最有成就的是班彪,他的《史记后传》为班固编纂《汉书》奠定了基础。根据陈直先生考证,直到东汉中期以后,《史记》才在社会上得到比较广泛的流传。

魏晋以后,史学摆脱了经学附庸地位,在学术领域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三国时代已有包括《史记》在内的“三史”之说。西晋荀勗《中经新簿》把当时的书目分为甲乙丙丁四部,把史学从经学中划分出来列为丙部(相当于后来的史部,甲部、乙部、丁部相当于后来的经部、子部、集部),东晋李充《晋元帝书目》又把史部提升到经部之后。到了《隋书·经籍志》,又把前代文化典籍列为经史子集四部,替代原来的甲乙丙丁四部名称,而史部正史类又以《史记》为第一,后来的学术分类一直沿用这一分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传播是经典形成的重要因素。什么因素促进了《史记》的广泛传播?

张新科:《史记》写作时是刻在竹简上的,传播受到很大限制。东汉以后有了纸张,一直到唐代,都是手抄本。宋代,由于雕版印刷、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刊刻印行《史记》较为普遍,为人们研读《史记》提供了方便。明代的印刷术有了新的发展,刻印《史记》达20多种,尤其是套版印刷的出现,给《史记》评点和传播带来更大便利。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多种不同形式的媒介日新月异,直到今天的影视传媒、计算机网络等,都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工具。书写工具的变化加上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促进了《史记》的广泛传播,推动《史记》成为经典。

走向经典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史记》的传播在很长的时间段内都受到限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地位逐渐提高,直到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经典之作。您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张新科:《史记》本身具有非凡的价值,这是它成为经典的基础和关键。《史记》的价值可以归纳为“五度”。

一是广度。就时间长度来说,它反映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3000年的历史;就地域而言,它已经涉及今天的中亚西亚一带;就人物层次而言,它涵括了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乃至游侠刺客、商贾卜卦等各类人物;就社会面而言,它立体化反映了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脉络等各个方面;就学科而言,它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涉及历史学、文学、民族学、政治学、军事学、地理学、天文学、医学、教育学等。

二是深度。《史记》大胆突破传统观念,超越前人,如对待帝王的态度、对待下层人物的态度、对待周边民族的态度、对“义”与“利”关系的认识、对于秦王朝历史的认识等。尤其是司马迁自己所说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体现了历史学家、思想家的独特眼光和对历史的深刻认识,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展现社会发展的历史全貌,揭示人性的真善美和假恶丑,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维护统一、积极进取、坚忍不拔、忧国爱国等精神。鲁迅赞誉其为“史家之绝唱”,绝非虚言。

三是温度。人物传记不是干巴巴的历史资料,而是反映了活生生的人,《史记》字里行间都有司马迁的影子,渗透着司马迁的情感,褒贬分明,有时甚至直接抒发情感,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因而鲁迅称之为“无韵之《离骚》”。

四是美度。历史书写具有文学特质,用美的形式、美的结构、美的语言,写出具有个性化的人物;写人叙事具有典型性、戏剧性、完整性、多样性。

五是力度。首先是作者的笔力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如清人吴见思《史记论文》评《项羽本纪》“精神笔力,直透纸背”。其次是历史人物的活力,刻画人物时避免记流水账,而是放大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再次是对读者的感染力,引起共鸣。明代茅坤评价:“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还有作品永久的魅力和生命力,包括思想、艺术以及传主的价值。此外,《史记》传播到海外,更体现出它的影响力。

总之,由于其内在的非凡价值,使《史记》走向永恒的时间和无穷的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历时性来看,《史记》的经典地位是逐步建构起来的,其具体表现有哪些?

张新科:汉魏六朝时期是起步阶段,有历史评论,也有零散的文学评价,提出司马迁“爱奇”“史汉优劣”“史公三失”等问题。唐代由于正史著作对《史记》的继承和发展,史学理论对《史记》的肯定,古文运动的兴起,“三家注”的形成等原因,奠定了《史记》的史学、文学经典地位。宋代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史记》的受众面扩大,形成了评论《史记》的风气,或论史事,或评人物,或谈文章,有褒有贬,不宗一派。提出许多新的课题,如互见法问题、司马迁文章风格问题等,同时传统问题得到深化,如“史汉优劣”问题,出现了《班马异同评》等著作。元代杂剧把《史记》搬上戏剧舞台,180多种杂剧取材于《史记》。明代《史记》的经典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出现了大量评点著作,既有史学的,也有文学的,凌稚隆《史记评林》是评点著作的集大成之作。由于文学复古运动兴起,《史记》的文学地位稳固提升。清代是《史记》经典地位建构的高潮期,大量探究《史记》的著作和论文面世。在钦定的二十四史中,《史记》居榜首,列入《四库全书》史部第一。对《史记》的考证研究,在清代取得了显著成就,梁玉绳、张文虎等人是其中的佼佼者;评点评论也多种多样,吴见思、牛运震、方苞、李晚芳、李景星等人的著作各有特色,评点集大成的代表是程余庆的《史记集说》。到了近现代时期,学者们在校勘、考证、评注诸方面用力较勤,吴汝纶、曾国藩、魏元旷、李笠、杨启高、刘咸炘、齐树楷、靳德峻、郑鹤声、施章、朱东润、李长之等,都有专门的《史记》研究著作。其他如章炳麟、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鲁迅、范文澜、吕思勉、余嘉锡、罗根泽、郭沫若、翦伯赞、周谷城、郑振铎等著名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不同程度地论述了《史记》的经典价值。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研究立场和指导思想发生质的变化,《史记》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问题不断深入,对《史记》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系统性的理论著作层出不穷,形成《史记》研究的高潮。而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史记》在海外的影响也日益广泛,世界化的特点也越来越明显。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在《史记》普及宣传、研究资料搜集、研究方法改进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成就远远超过了古代任何一个时期,一门新的学科——“史记学”形成。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共时性来看,《史记》成为文化经典的外部因素主要有哪些?

张新科:一个时代的文化政策,就是一个时代思想的风向标,对《史记》的传播和研究有重要影响。历代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魏晋以后史学地位的提高,尤其是“正史”地位之尊,使《史记》备受尊崇。文史分家以及文史各自地位的提高,对于《史记》的传播以及史学和文学地位的提升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唐代的科举考试,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史作为科举考试的一科,从制度方面有力促进了《史记》的广泛传播。宋代亦是如此,据《玉海》卷四九引《两朝志》:“国初承唐旧制,以《史记》、两《汉书》为三史,列于科举。”由于科举考试的强大动力,在当时形成了学习《史记》的良好风气。

《史记》创立纪传体,后来的正史全部采用纪传体,而且把《史记》八书发展为政书体,如唐代杜佑《通典》、宋代郑樵《通志》、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等。文学方面,大量的传记直接继承《史记》传统;古典小说从唐传奇到明清长篇小说,基本采用纪传体;元代杂剧,许多题材来源于《史记》;诗词曲赋中有大量歌咏《史记》人物、事件的作品。这些不同文体,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史记》影响,反过来看,这些不同体裁对于《史记》传播也起了积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经典建构,读者是主体,尤其是评论家对《史记》的意义阐释占据重要位置。在《史记》走向文化经典的过程中,大量《史记》注本、选本、评点本以及古文选本的作用是不是也不可小觑?

张新科:是的。对《史记》的注释,从汉魏六朝时期就已开始,但大都散佚,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裴骃的《史记集解》。唐代成就最大的是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三部书被后人合称为《史记》“三家注”。“三家注”从文字考证、注音释义,到注释人物事件、天文历法、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典章制度等,无所不备。“三家注”的形成是《史记》研究史上第一座里程碑。此后,历代各种不同的《史记》注释、评点等大量涌现,如宋代《班马异同评》、明代的《史记钞》《史记评林》,清代的《史记精华录》《史记评注》《史记论文》《史记集说》等,举不胜举。时至今日,仍不断有针对不同层次读者的各类注译本。这说明,《史记》的传播范围与受众越来越广。

从汉魏六朝开始,就有大量的零散评论,后来这些评论逐渐形成一些理论,体现在文学点评和古文理论之中,大到思想、感情、段落、起承转合,小到章法结构、辞藻、对仗、用典、音韵等,深入细致。如茅坤以“风神”论《史记》,桐城派代表人物方苞用“义法”论《史记》,刘大櫆《论文偶记》中用“奇”“高”“大”“疏”“远”“变”来概括《史记》文章特点。当然,自近现代以来出现的专题论文和著作以及学位论文,更具系统性、理论性,是《史记》经典建构的关键所在。

从宋代开始,出现了古文选本,着眼于“古文”,《史记》也成为古文的典范,如《文章正宗》《妙绝古今》《崇古文诀》等,此后,明清古文选本越来越多,大都选择《史记》的精彩篇章,如明代的《先秦两汉文脍》《古文奇赏》《秦汉文钞》,清代的《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古文眉诠》《古文析义》等。这些古文选本基本以文学评点为主,是《史记》文学经典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与此相关的学校教育以及史学史、文学史教材,对于促进《史记》经典的形成也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海外的《史记》研究也取得多方面成就,为《史记》经典的建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您能谈谈《史记》在海外的传播、影响与研究吗?

张新科:据《北史·高丽传》可知,《史记》在南北朝时期就已传到了朝鲜半岛。此后,传播范围越来越广泛,隋朝时传入日本,目前已传播到世界各地。全本的《史记》韩文、日文、俄文、法文版都已面世,英文的全本即将完成。现有资料表明,《史记》还有德文等其他语种的选本。总之,经典不是自封的,而是经过不同时期、不同读者的检验确立的。

我们要通过“史记学”充分挖掘与阐释《史记》的文化力量和司马迁的人格风尚,进一步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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