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31日，我在绍兴参加中国阳明心学大会，当天学术活动安排得非常紧，因而我的手机也一直处在静音状态。晚上打开手机，两三版全红的未接来电，随手拨了一个，才知道成一丰老师已于下午3点50分在省人民医院与世长辞了。虽然成老师已算高年（98岁），但我还是禁不住地流泪……第三日，在参加了成老师简单的告别仪式后，我就投入到了张载千年诞辰纪念繁忙而又紧张的筹备工作之中。直到元旦放假，我才非常不忍而又不能不面对对我一生都有重要影响的成一丰老师。

成一丰（1923—2020）老师是老革命、老党员，早年曾有惊险而又辉煌的革命经历。对我来说，成老师始终是作为老师出现的，而我和成老师的交往，也始终是师生之间的交往。

记得是1980年，成老师为我们开设列宁《哲学笔记》的课程。他讲课一贯坚持正统观点，我当时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在随堂口答时常坚持自己的理解。考完试后，成老师叫住我说：“你们专业八个学生，其余七人都是良好，因为你不听我的建议，所以你的成绩是及格。你有没有意见？”因为自当学生以来，我还从未被老师以这种商量的口气征求自己对成绩的意见，所以立即回答说：“我没有任何意见。”大概成老师也看出我的态度很真诚，又叮咛我说：“保持独立思考固然重要，但能分清场合也很重要！”我以使劲点头来回应成老师的指点。

这就是我和成一丰老师的最初接触，但我并没有实现我对成老师所作出的承诺。

1985年，成老师与陈俊民老师联合招收“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生班”，我再次成为成老师的学生。开学报到时，成老师却躺在医院里，因为这年暑假，他借各种会议机会东奔西走，在黄山为我们聘请老师的路上，被一辆拉水泥的翻斗车压断了几根肋骨，一直住院到这年年底。我们班却也因为成老师的多方努力，得以以车铭洲、陈燕清、焦树安、黎德阳、肖静宁等诸多大家为师。当时正是解放思想的年代，而这些老师的新视角也一下子打开了我们的视野，加之各位老师不同的讲课风格，更将我们带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在这两年中，我对成老师有了更多的理解。在平时的相处中，成老师一如严肃的父辈家长。真正深入理解成老师是通过我们毕业前夕的访学之行。1987年“五一”节后，我们同学分几路奔赴全国各地，我随大流而行。我们这一行由成老师、王增斌老师带队，路线是先到重庆，然后沿江东下；而就在从重庆到武汉的“江声号”上，成老师以批评的方式对我进行了一次终生难忘的教育。

那是1987年5月10日，船过三峡，江上细雨蒙蒙。早餐后，大家都在船舱里聊天，也对时政形势进行热议。我本来并无加入的兴致，但聊着聊着我发现原来比我激进的同学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而这些结论恰恰是他们以往所怒斥的，于是我便插话，并立即遭到了同学围攻性的批评。对于这种“两张皮”现象，我本来就积了一肚子火，这时一位同舱的老太太也以“我们当年如何如何”的方式加入了对我的教育，这就一下子点燃了我这个“关中二愣子”的怒火，所以抢白的话脱口而出：“尊敬的老同志，您的这种教育把我的耳朵早都磨起了茧子……”成老师原本笑眯眯地靠在舱门口，既不参与也不打断我们的热辩，但当听到我对老太太语带讥讽的抢白时，立即很严肃地拉我到舱外。一出舱门，成老师就呵斥我说：“你说话从来都这么不管不顾吗？你们同学讨论，高一声低一声都没有关系，但你这样对老同志说话，不是给自己惹祸、给师大惹麻烦吗！”我知道自己错了，也确实不应当抢白老太太，所以准备去向老同志道歉。成老师拦住了我，说这是他的责任，并补充说：“我知道你不愿意说场面话，但你也不能不管不顾地和人较劲吧！”我这才知道，对于这场热辩，成老师其实看得很清楚。

由于成老师曾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一段求学经历，现在又带着研究生从事访学活动，所以从重庆到武汉，成、王两位老师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接受老同学的宴请；每晚归来，成老师一如往常，而王老师却被他们的老同学灌得摇摇晃晃。我就和王老师开玩笑说：“既然是你们老同学宴请，成老师回来就没有一点酒气，为什么您总是被灌得醉醺醺的？”王老师说：“成老师当年就是研究生的党支部书记，又是严于律己的老大哥，所以，即使是临近退休的老同学，他们在给成老师敬酒时也只是请成老师随意；而我则是班上的小兄弟，谁都敢命令我必须干杯！”看到我的不理解，王老师补充说：“修十三陵水库时，成老师腰上扎着牛皮带，背上背着自己的行李，完全是以执行军事任务的方式去修水库，男女同学都跟在他身后听着他的指挥……”其实，对于成老师的严于律己以及对同学的关爱，我是有深切体会的。1987年5月5日凌晨1点，当我们乘火车在晚点数小时到重庆时，空荡荡的站台上就站着我们的成、王两位老师，他们打着伞来接我们这些出门访学的弟子。其实当时我们都已经是成人，年长的都近40岁，但在老师们看来，我们都还是需要照顾的学生。

这年7月，我们从研究生班毕业了。当时研究生学历的人不多，所以西安的高校处处都是绿灯，于是我也跟着同学东跑西颠。一天，成老师叫住我说：“丁为祥，我想给你一句留校的建议，不知你愿不愿听？你如果不愿意就去找其他学校。”我回答说我愿意听从成老师的安排。成老师说：“你这个人根本管不住自己的嘴，怎么想就要怎么说，出去会惹祸的；留在师大，起码老师、同学都了解你。”于是，我便听从成老师的建议留在了陕师大；而成老师在送走我们这一班同学后，也光荣离休了。

虽然成老师离休了，但我却成为成老师家的常客，每当有什么想不通甚或理解不了的人或事，就会跑到成老师那里去发牢骚，而成老师或从政策或从人情甚或从主体发心动念的角度，往往几句话就能使我的不平感涣然冰释。

在以后的几年中，成老师也常常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包括当年被推荐上“抗大”，后又因为性格稳重、成熟老练而被调到西安从事地下工作。西安解放后，成老师被安排在西北局教育部的军干处工作，而他们的处长就是著名的教育学家江隆基先生，副处长则是曾任陕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李绵先生。对于这些老领导，成老师总是深怀感激之情，比如他总提到江隆基先生深厚的理论根底和杰出的讲演能力，并能生动地描述第一次被江先生推出来对大众讲话的情形；对于李绵先生，成老师也念念不忘其“绵”所体现的深厚涵养。据我所知，由于成老师和李绵先生长期任职于陕师大，所以离休后，成老师每年都要从西工大赶到师大来给李绵先生拜年，一直到李绵先生去世。

就在与成老师这样的相处中，我一个毛头小子也进入了中年，当然在学业上也在不断积累，这一点又得益于成老师的不断勉励。1987年毕业留校后，我选择王阳明哲学做硕士论文，由于基础较差，开题报告屡屡受挫，以我这种毛躁的心性，每每想放弃，但成老师知道后，就要求和我一块讨论开题报告，并且还不断表扬我自我摸索的思路。我知道这是成老师担心我就此躺倒而有意勉励我，于是也就不得不硬着头皮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补充。论文答辩通过后，成老师又严肃地告诉我说：“你顽强地走了一条自我摸索之路，虽然艰难，但一定要坚持下去！”成老师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而我的兴趣则在中国哲学，但成老师从传统的知人论世角度对我自我摸索之路的肯定在最初几年却给我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支持。

于是，我对阳明心学包括儒家心性之学也越来越有继续深入的兴趣。到了90年代，当商潮初起，人们纷纷“下海”时，我已经抱定了钻研儒家心性之学的决心。1993年，我用了近半年时间撰写自己对阳明心学的钻研和认知，成稿后，我马上复印一套送到成老师家。下午，成老师就骑着自行车，背着我的所谓“成果”住到师大，并用半个月的时间来专门审定我的王阳明研究。在这段时间，师大后门的路边小吃就成了成老师的日常饮食。半个月后，成老师打电话让我来师大。我怀着忐忑之心敲门，成老师却第一次向我露出了笑容，并认为我是下了一段真功夫。他拿出给陕西人民出版社写好的推荐信，要我直接去西北政法学院请赵馥洁老师签名。于是，我的第一本书就在成、赵两位老师的联手推荐下得以印行。实际上，我的这种自我摸索的学术进路，也是在成老师的勉励与呵护下才得以延伸的。

我和成老师有40年的交往，但成老师指导过的学生绝不止我一个，也不止我们研究生班；在带我们班之前，仅成老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就有好几届。其中，陕西师大首届研究生班的江秀乐教授就是成老师的首席高弟；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李凯林教授，则是成老师所指导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曾任陕西省委党校副校长的王安琦教授，又是我们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生班的班长。不仅如此，即使在他带队下乡的岁月里，当在某个村子发现可以塑造的青年才俊时，成老师也总是想方设法施以援手，并尽量为其成长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最让人感念的是，在成老师极为简单的告别仪式中，我居然见到了几位从未谋面的长者。成钢兄介绍说：“这么多年，这几位长者一直代表他们已经去世的父母，每年寒暑假都要来看望成老师。”

“师者父母心”，这是我与成老师40年师生交往的最强烈的一点感受！惭愧的是，自第一次与成老师接触，成老师就批评我说话不分场合以及顽强而又倔强的表达冲动，如今我已六十开外，虽经成老师多方指点、调护，至今仍然未能改掉这些毛病。我只好将这些陋习归结为自己生来的禀性！幸运的是，作为关学开创者的张载早就提出了“气质之性”一说，并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作为为学的大方向。但愿我能继承张载关学的为学精神与克己功夫，将自己与生俱来的禀性与气质扭转到孟子即形色以见天性的轨道上来。

成老师千古！父母心千古！

（作者单位：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