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1978年起，明确把“关学”定位在我从业的“中国哲学”学科，从搜集、简择、研读关学文本入手，历经四十余年的“关学经典整理与关学历史重构”，完成了包括北宋至清末近20种“关学经典”（校点本）及其“导读”的《关学经典集成》。将宋代“关学”定位为由张载创立的“道学（理学）学说及其学派”，将元明“关学”定位为以吕柟、韩邦奇、冯从吾为代表的“关中理学”，将清代“关学”定位为由李二曲及亲炙弟子王心敬开始转型的“关中儒学”，从而形成了关学独有的思想文化传统。它不仅在宋元明清世代相传，不断被激活、被阐释、被继承、被创新，而且在近现代东西方国家以英语、德语和日文相继被翻译、被介绍、被研究；它既指具有严格系统的“天人一气”的“道德性命”之学，也包括散播在民间“以躬行礼教为本”的“乡约、乡仪”等社会规范，只有将这两者统合起来进行哲学阐释，才能彰显出它的现代意义。我的这一研究结论，是从我校点编纂这套《关学经典集成》中得出来的。

先说我校点整理“关学经典”的缘起。学界友人知道，我是在中国“文化革命”的特殊年代里，偶然于特殊的境遇中被《张子全书》《李二曲先生全集》等关学文献所吸引。因为我读大学时参与过名曰“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哲学论争，并公开发表过文章，所以对《张子全书》中“一物两体者气也”的文句特别敏感，兴趣所致，不能自拔，开始由研读关学经典文本而一步一步进入到张载关学思想世界，接连发表了《张载关学主题论》《张载哲学逻辑范畴体系论》《关学源流辨析》等在全国很有影响的论文，明确将“关学”定义为“宋明理学思潮中由北宋哲学家张载创立的一个重要的独立学派，是宋元明清世代今陕西的关中理学”。不料在1983年1月西安举行的全国第一次关学讨论会上，却受到几位学者的严厉批评和诘难，他们依据侯外老《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北宋亡后，关学就渐归衰熄”的判断，进而认为：“关学只存在于北宋时期，张载死后，如果说还有所谓关学，那只是正宗理学在关中的发展。”同年7月中，在学界友人汤一介、黄宣民陪同导引下，我分别拜访了侯外老和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前辈学者。针对张载之后关学是否继续传衍的问题，侯外老通过黄宣民语译反复告诉我：“你可以继续研究！”张岱年更以“开创者难为功”鼓励我不要懈怠，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于是，在此后的三四年中，我连续在国内外发表了《张载关学导论》《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吕大临易学发微》等专著，受到国内外同行学者的认同和赞许。我对“关学”的定位，也成为学界的共识。

然而，万万未料到的是，1987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明理学史》下卷更加严肃地批评我关于“关学在宋元明清世代传承”的结论，进一步论证了“北宋亡后，关学就渐归衰熄”的判断。作者把《明儒学案》中的“关学”一词，一律引述为“关中之学”，断言：明代关学集大成者吕柟之学“其源出自山西人薛瑄”，“并非上承张载”自张载到李二曲也无传续关系；所谓“关学”及其“传续”，不过是《关学编》及其《续编》“好事者为之，殆无意义”。这同侯外老四年前对我的嘱咐，其意蕴完全相反，不能不刺痛我的学术良心。我回想起1982年春师大“关学研究室”成立时，李绵老书记对我的谆谆教导：“今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下去，要知道这是师大的一项学术事业！”于是，我下决心回归关学原始经典以探其究竟，开始全身心投入关学古籍整理工作。这一时期，好心的朋友惋惜我“转变了学术方向”，中华书局《书品》主编又急切约我撰写“回应”批评的文章《关学研究与古籍整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通讯》在“研究动态”栏目还刊登了《陈俊民教授与关学论争》，关于“张载之后，关学究竟有无传承历史”的问题，几乎已成为现代关学与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桩“学术公案”。而我却一直认为，这不单是个“学术是非”问题，而主要是依据“关学文献是否真确”的问题。因此，我一直由衷诚心地感谢对我论著批评诘难的、也是我至今敬重的《宋明理学史》下卷的几位作者，正是这一“公案”成了我三十余年来专心致志校点整理关学经典之缘起，也为我的张载关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问题意识”。20世纪80—90年代出版的《关学编》《蓝田吕氏遗著辑校》《二曲集》和《关中三李年谱》，就是我最初的关学经典校点成果；本世纪最初十五年《儒藏》精华编出版的《张载全集》《泾野先生文集》和《冯少墟集》等，为我近十年校点编纂《关学经典集成》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按照古老的说法“三十曰世”，在张载诞辰千周年之际，由三秦出版社精心打造出版的这套《关学经典集成》及其《导读》，其实就是我一世有余之年最重要的关学古籍整理和关学思想研究的主要成果。

再说《关学经典集成》校点编纂的宗旨。张载《横渠经学理窟》说：“观书必总其言而求作著之旨。”因为“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因此，我对张载关学经典文献历经了四十余年的“精其选、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的研读校点过程，深知张载及关学承袭孔孟“儒之正学”，秉持“天人一气”“以礼立教”的思想传统，有其独立的自主性，它既是陕西关中地域的，也是全国乃至世界跨地域的，同宋明理学程朱陆王诸多学派“学虽殊辙，道则同归”，相互对话，会通融合，形成了以张载关学为精神主线、思想灵魂的“张载关学思想传统”，如同“源头活水”，自关中流向神州大地，波及英语、德语和日文世界。所以我自然把“重构张载关学思想传统的历史发展”作为编纂这套《关学经典集成》的思想主旨。并以张载之后，关中士人是否继承了先哲将坠之业，尤能创新开拓出关学新区域，以补前贤之未及，其关学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作为从大量关中文献中精选出“关学经典”的学术标准，以形成《集成》各卷的主要文本。其最主要目的，就是将张载关学思想的发展，理解为连贯的、前后相互关联的整体。

就拿明代高陵吕柟来说吧。北宋亡后，关学虽有过“百年不闻学统”“再传何其寥寥”的金元时期，但“横渠遗风”承续不绝。吕柟以“横渠同党”自居，继承“横渠、蓝田之学”，编纂《横渠张子抄释》，提出了“气即理”的哲学命题，创立了以张载《西铭》为理论框架的“新仁学”体系。他特别声言，其学不出自“山西薛瑄”，他说：“白沙（陈献章）狂而未足，文清（薛瑄）狷而有余”，“二子之道，某（我）未之能习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所编刻的《横渠张子抄释》和《横渠先生易说》涉及到后世《张子全书》各主要部分内容，可谓明清诸刻本《全书》之滥觞，从而使明清关学之传承成为可能。他无疑是张载关学的“托命之人”，其功伟哉！所以我将他的《文集》《抄释》《内篇》和《四书因问》做为四册，占《集成》12册的三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发愿校点编纂《关学经典集成》，其缘起于我40多年间研究张载及关学的基本问题意识，这个基本问题意识产生于所谓“关学论争”的学术公案；而这一“学术公案”的最终破解，又归结于我对吕柟、冯从吾、李二曲等关学经典文本的研读、校点和编纂。这便是我亲身体察到的《关学经典集成》出版对推动今后关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作者单位：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