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脚下，有一座小城。满是泥泞的小路，紧挨麦田的沙土操场；教室里可以坐两个人的长条桌上，布满歪歪扭扭的铅笔字迹；整个城市最好的大学，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本科，肉眼可见的现实是超过一半的学生上不了高中。这座小城，就是我的家乡。

想要找到一条走出去的道路？难，特别难。但无论这条路的曙光在哪里，都需要一些人知道，路就在脚下。

2010年，我8岁，用一部胶卷相机拍下了一张照片。照片左侧的年轻人来自日本，他来到中国，跟我的妈妈学习汉语。这是我第一次见外国人。那天下课时，我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拿着课本，向妈妈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了句“谢谢”。我听懂了。其他的话还说了很多，已经记不清了，但我听得出，他的语气里充满了尊敬。

那天我惊喜地发现，做教育的人是在发光的。以前只觉得妈妈是一个职业院校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日语老师，每天教中国的学生叽里呱啦说着一堆我听不懂的外语。但从那一刻开始，我体会到她真真切切地为中外交流搭起了语言的桥梁。我想，长大以后，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

后来，我的家乡不一样了。学校盖了新楼，教室换了桌椅，黑板变成电子屏，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教师为学校注入了新能量。我在学校里，又看到了那道光。

一路栉风沐雨，一路向光而行，我，走出来了！现在的我，成为了一名生物科学专业的公费师范生。

大学里，透过显微镜，我看到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生物世界。我看到很多植物发育的电镜照片和植物特有的形态图片，发现这些形态清晰、画质精美的照片，都标有同一个水印——任毅老师。是的，供我们学习使用的这些珍贵素材，都是任老师多年来在秦岭山脉踏遍山水的积累所得，我们无法想象他为这些图片付出了多少个日夜。也正因如此，任老师被我们亲切地称为“秦岭植物活地图”。

两年前，我去秦岭做标本。亲身经历过才知道，仅仅是做一份不太完美的植物标本，从选材到压制再到固定，便足够耗费精力。而如今，在我们生科院的实验室、办公室里，还保留着几万份任毅老师常年在野外采集的标本。

2014年，任老师不幸患上癌症，病魔的肆虐使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即便如此，他吃着止痛药，忍痛也要站在为学生讲课，忍痛还笑着跟学生说，“早上把止痛药当降压药吃，现在有点晕。”

在患病后的五年里，任毅老师更是加快脚步，背负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与病魔斗争，与时间赛跑，与命运抗衡，创造出丰的科研成果。2019年8月，任毅教授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在去世两天前，给学生发了最后一条关于论文的短信；两周前，他还坐在轮椅上，在医院的门诊楼前指导研究生的工作；三个月前，他还站在讲台上，忍着癌症晚期的剧痛为本科生上课……安排好所有的学生，他放心地离开了。但在我们心中，他从未远去……

是啊，我再一次看到了那道光，而且这光有了名字，叫“西部红烛”！“西部红烛两代师表”精神，是老师们用生命教给我们的！抗美援朝老战士、思政课教师杨清源教授，退休31年，从烈火战场到终南书房，孜孜不倦讲述革命故事、传递革命火种；我校校友仰孝升，38年扎根山阳中学，染尽风霜；我校校友张莎莎，在安康中学脚踏实地，躬身笃行脚下路，做农村孩子的“筑梦人”。

其实现在依然有很多孩子，像从前的我一样，被困在一座小城、一个村庄。我想，作为一名公费师范生，享受着国家优厚的待遇，就必须要做一支合格的“西部红烛”，尽自己的力量，给这些孩子带去曙光。

我也终于明白，原来教育便是一盏灯，灯亮一点，光明就多一点；而老师就 是组成这盏灯的一支支蜡烛，也许我们的光芒微弱，但微光能吸引微光，微光能照亮微光。当无数的微光汇聚在一起，祖国的西部大地，祖国的教育事业必然会绽放万丈光芒！

（作者系生命科学学院2020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