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夏初始，清晨的阳光洒进窗棂，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文学院会议室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张新科教授，正在汇报项目开展10年来取得的累累硕果。随后，30余位《史记》研究专家各抒己见、深入研讨。

十年磨一剑，课题组立足“大文学史”的学术理念，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对古今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进行了整理和研究，编纂出版《中外书目著录〈史记〉文献通览》《中外书目著录〈史记〉文献通览续编》2部，整理出版《史记文学研究典籍丛刊》，发表论文144篇，并建设“史记研究数据库”网站，最终成果总字数达1365.8万余字。

一部《史记》，半部中华史。“从当年的小伙子，到现在的‘老头子’，我这辈子就研究《史记》了。”年逾花甲的张新科鬓发尽白、面容清癯，深邃的双眸却一如少年般清澈。

少年立志，读书学圣贤

太白山下，渭河之滨，在张新科的家乡陕西眉县，城东的“张载祠”古柏苍翠、瓦殿肃穆，年少时的他常流连其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无数次的沉吟默诵，这四句话从殿堂的牌匾“飞”入他内心深处。

“有一类被叫做‘先生’的人， 以他们的学问与道德翻越秦岭、跨过千年而流芳于世。”初中语文老师李老先生在课堂上为张新科种下了一颗读书成才的种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读中学的张新科住得离学校很远，经常清早鸡叫三巡他就得出发，即便如此，也是天亮了才能走到。这些离家远的孩子有时会“住校”。所谓的“住校”就是把教室的桌子往前集中，在教室后面打个草铺，一床被褥，和衣而睡。

有一天早晨，李老师看到刚睡醒的张新科，便问他，“能睡好么？”张新科憨厚一笑，“能啊！早上一起来，就能去校门口对着麦地大声读书。您可不知道，这节省了我多少时间嘞！”

日复一日，学校里、田地间，处处留下张新科苦读的身影，少年悄然长成青年。1979年，张新科考入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作为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我们内心充满了抱负。”刚进大学，张新科就去图书馆寻找《张子全书》，看完之后在宿舍直呼“做人就要像张载心怀天下！”

大学图书馆卷帙浩繁，让张新科废寝忘食。读到《史记》，他大受震撼、沉浸其中，太史公在逆境之中桀骜不屈的精神和品格深深触动了他。以《史记》为原点，他翻阅大量书籍资料，常常请教中文系赵光勇、张登第等老师……对《史记》了解得越深入，张新科越痴爱。“我一定要研究《史记》。”他暗下决心。

青年成才，站在《史记》研究第一线

四年后，张新科考取了陕西师范大学王守民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当时，王守民对学生们说，“既然要研究太史公，就要像太史公一样，与天下学者、天下贤士大夫相交游。”于是，张新科和同窗们一起踏上了访学之旅。几个穷学生为了节省住宿费，经常买夜里的火车票，买不到坐票，就在座位下面铺张报纸，躺着眯瞪一下，下了火车赶紧去求教专家、查阅资料。在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张新科一坐就是一整天，根本顾不上吃饭，直到闭馆最后一刻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青年张新科默默践行着太史公的学术品格。

争分夺秒读书，时光过得很快。硕士研究生毕业之际，张新科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住进老旧的“筒子楼”里。三伏天，热了就用凉水擦把脸；三九天，冷了就用煤炉取暖。他始终没有离开过那张小小的书桌。

踏踏实实，孜孜矻矻，1990年，张新科作为第一作者出版了学术生涯的第一部专著《史记研究史略》。专家评价：“这部力作填补了史记学的一项研究空白。”这对于一位青年学者来说是莫大的肯定。也正因此，他一跃成为当时全国《史记》学界最年轻的学者。1995年，36岁的他又一次走进考场，考取了霍松林先生的博士生，后来又到四川大学跟着项楚先生做博士后研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有个说法，《史记》是中国的，但“史记学”在日本。因为日本学者在30年代写的《史记会注考证》走在国际学界的前头。“陕西是司马迁的故乡，当时一批学者就策划组织成立司马迁研究会，给陕西、给中国争一口气，中国学者必须站在《史记》研究的第一线！”张新科说。

从学生时代起，张新科就跟着老师们为成立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奔波。1991年研究会成立以后，大家决定倾尽全力出一部《史记研究集成》，取代日本的《史记会注考证》。从1992年策划启动，到2020年《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正式出版，皇皇巨著560余万字。这成为《史记》研究史上继宋代《史记》“三家注”、日本《史记会注考证》的第三个里程碑，开创了《史记》研究的新时代，在全国乃至海外产生重要影响。在此期间，张新科由副秘书长、副会长到会长，与同仁们共同推动司马迁研究会逐渐发展壮大。

一生坚守，把《史记》研究做到底

来到工作室，学生们看到的画面常常是张新科站在书柜前翻书的样子，每一次离开工作室，也总是看到他趋身到书架前的情景。春夏之交，临近毕业，2023届博士毕业生曹阳清晰记得四年前跟随张新科读博之初的第一次见面谈话，“通过对‘攻读博士学位’中‘攻读’二字的解释，老师告诉我们学术研究的艰辛，告诫我们要珍惜时间、勤奋刻苦。”张新科这样教诲学生，也这样躬身示范。

“我的老师王守民在讲《左传》时，把这部大书分门别类，将内容做成资料卡片。这个方法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也这样要求学生。”年复一年，这些留存至今的资料卡片、满是批注的书本、重逾百斤的稿纸，是见证他培育桃李的一笔一划，也是构筑他学术殿堂的一砖一瓦。

几十年来，张新科教过数以千计的本科生，32位博士生，102位硕士生；先后发表百余篇学术论文，出版10余部专著，主编20余种学术著作。《史记中的治国理政智慧》一书，深入挖掘了《史记》对当代社会治理的借鉴作用；《〈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被列入国家社科成果文库，及“中华学术”外译重点项目；《〈史记〉与中国文学》等书以英文、俄文等多种语言在海外传播，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和桥梁。这些成果，将当代“史记学”推向新的高度。如今，《史记》研究的中心已然回到中国。

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在治学之路上，张新科一刻不停。近几年，因积劳成疾，他身患重病。即使在连续的手术之间，但凡有一点儿精力，他也要规划和推进《史记》研究课题，每周和团队成员线上研讨，对自己的病情只字不提。大家收到的来自张新科的讯息，全是关于学术、文稿和项目。

当团队成员得知张新科瞒着他们做了几次大手术、闯了几次鬼门关，不禁为之心疼、难过。已留校任教的学生刘彦青得知老师做完手术，第一时间背着行李要去西京医院陪护，可刚到病房却被老师硬生生赶了回来。张新科说，“生病是我自己的事，大家不要因为我的个人情况耽误研究进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及其意义》，就是在他化疗过程中结项的。

“心底无私天地宽”。从眉县到西安，他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史记》研究大家，从陕西师范大学这方天地里的小书生变成了一位顶天立地的“大先生”。

“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进也。”回顾半生，张新科将自己的自叙集取名《为山集》。他说，“以山为喻，强调恒心，强调毅力。一步一个脚印，才能有所收获，才能成就一座大山，才能登上山的顶峰。不管再苦再难都要把《史记》研究做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