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油站旁的海鸥，机场路上的松柏，挥挥手，眼泪就落下来。”离开家的列车上我倚着窗，耳机里适时地响起这首歌。

我从不是恋家的人，永远雀跃着踏上离家的路，对自由的期待总是满得要溢出来。离家时偶尔的难过，只在妹妹挥手时。

我的妹妹，流着一样的血的妹妹，与我同样的属相，与我幼时同样的模样。

妹妹出生在下午。我下了课跑去医院，看见小小的人裹在我挑的奶黄色毯子里，新生的婴儿原来如此的小，一贯笨手笨脚的我甚至不敢抱起她。我趴在床边看着，“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哭着问我爸，“怎么这么丑，是不是抱错了。”

这是十二岁的我能想到的最好理由，用以解释我莫名其妙的哭泣。我不会说我看着妹妹时被一种神奇的暖意贯穿全身，我不能说我被这从此与我紧密联系的生命感动，毕竟那时的我认为自己的形象应该是无比坚强勇敢、随时准备拯救地球的机甲战士，感动落泪这样的事，我绝不会承认，到现在也不会。

妹妹长大一点，爸妈会讲起她出生时的情景，自然她也知道了我被她“丑哭”。每每提起这件事，她都会气鼓鼓地瞪着我，可爱极了。有时她盘了头发穿起漂亮的裙子在镜子前转圈，会在家人的一片夸赞声中突然叹气，“可是姐姐说我都把她丑哭了。”我恨起童年的自己来，想告诉她不是这样的，告诉她我的感动，但我仍说不出口。

妹妹出生时耳前有一小小肿物，长大后基本看不见了，却一直是家中所有人隐隐的心病。前段时间发现肿物会在妹妹长时间弯腰低头后长大，虽然不痛不痒也会很快消下去，但家里人还是带她跑遍大小医院。

我耳后也有一块凸起，外公发现后告诉爸妈，爸妈只是看了一眼说声“问题不大”就不再提起。我不曾感到不适，也就不在意。后来看着全家为了妹妹奔波，我伸手摸摸耳后的凸起，心下闪过一丝落寞。

这落寞很快被取代，在妹妹有天做完检查之后。她告诉我做CT的房间很黑，核磁共振机器声音很大，她害怕但她不哭。她说每个医生都让她反复弯腰又起身，为了更清晰地观察，反复“激怒”那肿物，却没人能告诉她那到底是什么，只说些她听不懂的话。CT片上的图案抽象又狰狞，“疑似囊肿”、“怀疑是血管瘤”，这些陌生的词让我一次次颤栗。我好像长大了，知道自己不是拯救地球的机甲战士，我也会害怕。

妹妹的病，后来确诊只是并无大碍的血管畸形且大概率会自愈，家人的心尘埃落定。而我又担心起来——万一没有自愈呢？是否要手术？耳前这样一个明显又危险的位置，妹妹又是这样爱美的小姑娘。我只能宽慰自己妹妹还小，她有足够的时间等待那可恶的家伙消失，有足够的时间等一种不留痕迹的技术。

离开家前我反复告诉妹妹，在学校玩闹时不要撞到那块地方，也一定不要让别人知道她生着病——童言总是无忌，而妹妹一向敏感。我欠她的一句“对不起”不知何时才能说出口，只能用我自己的方式保护她，算作一种补偿。

每次离开时我都坐最早一班车，妹妹总在熟睡，我不需要与她道别，这减少了应有的难过。这次她醒得很早，说要陪我去楼下吃碗牛肉面。蒸汽爬上面馆玻璃和我的眼镜片，我用曾经不敢抱起她的手为她剥蛋壳，像过往的每一次一样吃掉她不爱吃的蛋黄。隔着蒸腾的水汽，清晨的光影与妹妹出生时那个奶黄色的傍晚重叠了。我想起这一个假期除了蛋黄，我还吃了数不清的吐司边，妹妹不爱吃而我爱吃，就像基因埋在我们耳畔的凸起——她的在阳光下闪烁，我的在阴影里沉默。

我上车，挥手，多想和时光一样潇洒地离开。

此刻耳机里又响起那首《利利》，歌者献给他生病的妹妹。浓墨任意涂抹在月光周围，我不知道是谁把异乡的夜晚染黑成放射科的CT室，只知道无论何时何地的黑暗中，我们都不是一个人。CD推进去，旋律淌出来，我拿起琴，弹响前奏的几声泛音，琴弦震颤，我的思绪震颤。

（作者系文学院2023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