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园初入学时，高元白先生给以"老三届"为主的三班上课，上古代汉语，我常越界旁听。先生衣着简朴淡雅，眼镜不遮穿透性的目光，花白细绒的头发一丝不乱全然向后植贴。他的讲授似谷底清泉，不择地而涌出；似山后云起，不经意间自成绚烂。他不似王家纯先生那样精致板正，一字一句不放过地审视植理；也不似辛介夫先生那样底气丰，谈笑风生中构筑诸如助词小系等理论模式，或以严谨的逻辑比对检阅苗子文字中的缺项。不，他不是这样。他仿佛游龙，在古汉语的宇宙间或跃于渊，或现于田，或飞于天，海阔天空任意一个角落因他的话语而信手拈来。甚至突然从云山雾罩的知识海洋降落地面，回到眼前，对着同学们说："你们如果饿了，就大声提示，先生!放饭!"一席话毕，如春风过堂，所有人都沉醉在这欢快的气氛里。他举重若轻而随意点染的教风，频似老子点到即止，又似庄子思绪满天繁星。倘无古籍阅读的功底，又看他黑板上即兴书写的漫无章法，听课者或有"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的玄惑，而入其门者则会大呼过瘾。把一般人视为枯索的古代汉语课堂呈现为如同艺术演出，非居高临下者非海涵地负者，孰能抵达这一境界?

如此即兴言说，不拿教案不看讲稿，并非信口开河，而是练意于语先。或许先生作为五四之后的学二代，有时不惜矫枉过正，有意从一个角度说到极致，令听者生疑，从而滋生一个学与问的冲撞点。或许是深知教育学的奥秘，教学不是批发零售知识，而是刺激唤醒听者求知的欲望和勇气。例如说到写诗，他说："写到精炼就是诗。写一句子，删删删删，直到再取一个都不行，这就是诗了。"当时我就起疑，从此，什么是诗这个命题之根便扎下了。

是先生直接邀请还是策划布局，不得而知，当时有中国社科院徐世荣，山东大学殷焕先等来校讲座，各有风采而呈百花齐放之态。徐世荣底气足口才好，说："大家对二简有意见啊。我告诉大家，以后再也不会有简化字了，汉字进不了电脑，我们就要进入汉语拼音化时代。在座的每位都有推广的担当。"第二早课堂上，王家纯先生针锋相对地说："拼音化也不能废除汉字。古代文献浩如烟海，要整理研究，不识汉字怎么行?讲座上徐先生又说汉语阅读讲迷中，不管几个词素，每个词汇只占两个节拍。这不就是把理几推到极致的启发模式吗?"当时就有人对谈，请他将"英特纳雄耐尔"和一个双音词对比性读一下，看各占时段和音节有无合拍?只见徐世荣双音词如八字脚迟疑迈步，"英特纳雄耐尔"则如百米赛跑，自然触发笑声。如此思绪满弓的对谈，焉能不触发探索之思?

我们班有同学成立汉语社，高先生便将乃师钱玄同所传相关未刊稿交予油印学习。七七级办文学刊物《渭水》，第一期他使写了西北联大时代，在汉中古路壩的一个夜晚与乃师黎锦熙同行的《观剧归来》，说黎盛赞秦腔唱词文采华美，而京剧则直白无文云云。这也触发我的思考，后来将秦腔与豫剧唱词对比，写出《文采本色各千秋》一文发于《现代戏剧》杂志。大四时，我选修了高先生的《汉语声韵学》课程，是下午的第一，二节课。先生总是手臂上挂着小包包走上讲台，虽没有在三班课堂上元气满满，笑语盈盈的氛围，却也清爽明快，使我祖知汉语音乐美的内在逻辑。

凡是对师大中文系熟稔者，似都说高元白先生有老庄风度。师辈或曾强调元白之白不读黑白之bai，而读伯bo。或说五六十年代坐课堂不见先生来，到家里仍见其酣睡，原来忘了!或说讨论汉字第一批简化字时，他提出"国"字应改为方框内一个"工"字，不是说工人阶级领导国家吗?给我们授课一学期的王家纯先生病逝后，系里师生开追悼会，高先生以系名誉主任致悼词。只见他缓步移前，似乎忘记悼词所在，两手在衣裤口袋反复摸索。那也许是一两分钟的静场，全场目光聚焦在那双紧张的手上。好在他终于展开一页白纸，我想大家当时都舒了一口气。而在成立省语言学会的时候，只见高先生笑容可掬，在教学一楼之侧欢迎前来参会的代表，一一握手，递烟。特别是给年轻的女学者抽出一支相递。推让之境，使背书包路过的我忍俊不禁，但高先生却仍虔诚恭谨，春风满面。

最后一次见到高先生，是远远见他在长安路隔道另一侧拉杖前行。那一招一式并非传统倚杖行步，而是一拉一扬。目送先生大步前行，长长的背影留在身后。我想这不就是五四以来第二代学人行进的直觉造型吗?

(作者系我校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