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推出《中华先贤人物故事汇》丛书，意在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向辉同志是《商鞅》分册的作者，乃以样书相赠，使我能够先睹为快。阅后喜不自胜，决定说几句评论的话。

商鞅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所主持的变法改革不仅使秦由弱变强，更为秦人完成统一打下了基础。要让读者了解商鞅，首先必须把商鞅的事迹和贡献说清楚。对此，向辉把握得非常好。他从商鞅沉潜在魏起笔，直写到传主于郑地惨死，步步深入，娓娓道来，生动再现了入秦献策、朝堂激辩、立木取信、迁都咸阳等历史场景，更以两度变法、耕战强国、收复河西作为重点来凸显商君之功，使人读后犹如历历在目，立刻就能在脑海里勾勒出人物的完整形象。让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变得生动、鲜活，从而深入人心，应该是传记作品的首要任务，这一点，向辉完全做到了。

然而，要让笔下的历史人物站得住，单单述说其人、其事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深入其思想，探究传主的行为动机，这样才能展现其精神风貌，增强人物的感染力，使作品更好地发挥教育作用。为此，向辉下了很大的功夫，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挖掘。他笔下的商鞅，具有进化的历史观，相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认为“时移而世易”，决不可抱残守缺，法先王而不知变通，一味去做恢复周礼的旧梦。所谓变，就是要用新的法治取代周的贵族政治。所以紧接着，向辉又对商鞅的法治思想做了重点介绍。周人号称以德礼为治，但礼的功能是“别异”，由周礼规范出来的社会必然是一种严格区分亲疏、贵贱、上下的等级社会，不同身份的人所处的地位极端不平等。

向辉强调，商君之法不同于旧制度的地方是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有功即赏，“斩一首者，爵一级”，使“官爵之任与斩首之功相称”，有罪即罚，“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一律“罪死不赦”。赏、刑面前人人平等，不仅可以体现公道，取信于天下，更使社会下层获得了改变不利处境的渠道和机会，从而焕发出投身耕战的高度热情。在向辉看来，这正是秦人变法图强成功的秘诀，也是法治优于礼制的关键所在。

在进行思想追踪的同时，向辉对商鞅的性格特征和处世态度也做了准确的描绘，称赞他秉持“疑行无名，疑事无功”的信念，意志坚定如松柏，不惧任何风暴的侵袭，天不怕，地不怕，抱有竭尽全力、献身于变法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向辉的概括与刘向在《新序》中说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完全一致，当然是一种十分中肯的历史评价。

把历史人物的事迹写成故事，目的是要让人容易读懂，并且产生兴趣，扩大传播范围，实现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在阅读中我发现，向辉为了增强全书的故事性，确实动了不少脑筋，下了很大功夫。一是文字通俗，文笔流畅，章节布局合理，层次清楚，艰涩的文言都转换成了白话，读起来朗朗上口；二是将思想观点、政策措施都放在人物的对话中，以口语的形式进行介绍，使历史知识随生动的话语融入读者的心田，彻底避免了枯燥乏味；三是合理设计场景，塑造新的出场角色，使仅有简单记载的活动变得圆满，使传主的行为更加生活化，更具感染力；四是在叙述中适当穿插景物描写，不仅让人如同亲临，而且大大增加了作品的美感。

向辉所学的专业是历史学，却又酷爱文学，近年已有多部历史小说问世，获得普遍好评，运用上述的写作手法，对他来说，可谓驾轻就熟。正是因为向辉善于将历史与文学熔于一炉，才使《商鞅》这本书在科学性和可读性两个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我不喜欢将评论写成“一边倒”，最后也谈一点意见，供向辉同志参考。写历史人物的传记，既要重视事实判断，也要重视价值判断，而评价历史人物，则既要中肯，也要全面。前边已经谈到，向辉对商鞅的历史评价是中肯的，但是否全面，却仍有商讨的余地。

商鞅主张“一切一断于法”，固然有利于集中人力、物力，以应对战国的“大争之世”，但“一刀切”的政策就是走极端，绝对、片面的后果也相当可怕，它不仅彻底否定了教化的作用，还会以战争需要为借口，导致军事专制，一切按军法从事。而且，商鞅鼓吹“以刑去刑，以杀去杀”，主张轻罪重罚，也脱离了刑罪相应的司法原则。所以，秦法是公平的，主要体现在“刑无等级”上，但同时又十分严酷和残忍。如果说商鞅变法奠定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基础，那么，也正是这种苛法为秦的短命而亡埋下了将自己炸毁的火药桶。只是经过汉的“变秦”“更化”，中央集权的大帝国才进入了稳定发展期。以上看法在历史学界广泛被认同，希望向辉能予适当地关注和采纳。

另外，向辉让各色人等进入商鞅政治生活的办法十分可取，无论是见于记载的尸佼、嬴回，还是由自己设计出来的刘叔、阿良、小武，一言一行，都与历史背景相合，可谓恰到好处。唯有将赵良安排成商鞅信任的下属，似乎并不妥当。因为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赵良对商鞅基本上持的是批评态度。如有可能，我建议在以后修订时作出改正。

（作者单位：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