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新生的校车从西安火车站驶出半小时后到吴家坟，往左一拐，两排高大的梧桐树让闷热在车里许久的我们立刻感到了一股凉意，再穿过一段幽长的林荫大道，陕师大老西门就到了。我与同学们依次下车，抬眼就望见写有夸美纽斯名言“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的横幅格外醒目地悬挂在两树间，再一看，印有“中文系”三个大字的系新生接待处在书店门前的小平台上。我提包走过去，我知道，从今天起——1982年9月6日，我憧憬已久的大学生活正式开始了。

这是当年我从新疆库尔勒来师大报到时的情景，虽然已过去了40多年，但我依然记忆犹新。时光飞逝，不知不觉中，母校迎来了80华诞，我这个当年正值花样年华的大学生也步入了花甲之年。回想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四年在陕师大度过，自己最迫切、最需要点燃思想的火花时，在这里聚燃了精神的礼花，使我能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有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与机会，也让我每每提及陕师大时就充满感恩之情。我不止一次地想，陕师大为什么让我心存感激？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我渴求知识的道路上，受到了师大老师的教诲，让我终生受益、铭刻一生，以至于多年后仍情不自禁地感念陕师大这个春晖初漾的校园。

傅正乾老师便是让我念念不忘的恩师之一。傅老师是大一时给我们年级上大课的中国现代文学课教师。那时，傅老师正值壮年，上课时腰板挺直，声音洪亮，中气十足，很受学生欢迎。他一进课堂就给我们说，“往前坐，不然四年下来，前面的教后面的。”吓得我上傅老师的课从来不敢坐后面，偶尔来晚了也尽量找靠前的位置。傅老师讲诵郭沫若的诗歌《天狗》时，激情四射，颇有郭沫若当年汪洋恣肆、冲决千里的气势，我们也仿佛随他走进那个激荡的年代。后来，我有机会讲授《天狗》时，耳边都能回荡起傅老师当年那激越澎湃的声音：“我是一条天狗啊！/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都吞了，我把全宇宙都吞了，/我便是我了！……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特别是最后两句：“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傅老师诵读到此时声音一下提高了八度，将“我”送上天空，再用一个更猛烈的重音将“爆”炸裂开来。全诗诵毕，傅老师满面红光，仿佛与郭沫若又完成了一次精神的交汇、情感的聚合。傅老师心满意得，我们也将热烈的掌声送给了他。无需多言，一个具有浓烈的浪漫主义气质的郭沫若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同学们面前，一个具有强烈的叛逆精神和狂放不羁的个性追求的“天狗”形象，鲜活地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人常说，好诗是读出来的，一点不假。只怨当时的条件差，没有录下音，否则现在再放出音像来，一定还是令人震撼的。我后来听过许多人在不同场合诵读《天狗》，却没有一次像傅老师那样刻入我的大脑，纵使无情的岁月怎样残酷地侵蚀，只要看到傅正乾老师的大名，看到《天狗》这首诗，傅老师诵读《天狗》时的声调、语势、神情以及给同学们的感染力，就恍如昨日般清晰地映现在我眼前。傅老师用的是关中话，若以普通话为尺不算标准，但那气势、那神态，绝对是无人可比的。傅老师是真正热爱郭沫若、研究郭沫若、神通郭沫若的，那些仅从字面上理解郭沫若的朗诵者怎可与傅老师同日而语呢？

傅老师不仅传授我们知识，还把学生当作未来的研究者来培养，这让我受益匪浅。1980年代的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能考上大学的都是各个学校“学霸”级的人物。作为教育部直属大学的陕师大当然也把学生当作国家的栋梁来培养，加之全国上下推崇的知识分子典型都是在科研战线上取得优异成绩的杰出科学家，搞好科研不仅成为教师自身的职责所在，也是他们薪火相传的历史使命。因此，傅老师除了在课堂上时不时地谈研究的重要性外，还让我们实际操练起来。这不，课上了一半，傅老师就让同学们交一份“论歌剧《白毛女》的高潮在哪里”的小论文当作中期作业。论文是什么？如何写论文？这些在今天看来不是问题，对当时的我而言却都是问题。傅老师特意说了一通，甚至连论文的格式都做了要求。他说的原话我忘记了，但核心意思是：论文就是论证观点的文章，写论文一定要有新意。于是，我就想，既然要求出新，而大家都分析《白毛女》的高潮在哪里，常规分析肯定很难出新，那我能不能另辟蹊径争取写出点新意呢？我突然灵机一动，对呀，何不用我一知半解的音乐知识从音乐与歌词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呢？于是，我完成了我平生第一篇课业论文的写作。一周后，课业论文发下来，成绩虽然是“良”，但“有新意”的评语让我得到了很大的满足——我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得到了我想要的肯定。我知道这篇课业论文写得很单薄，在老师眼里的幼稚程度可想而知，但老师不是强调论文要出新吗？我敢说我这个角度我们年级没有谁会想到，这不正好以“新”补拙吗？通过这篇课业论文的写作，我明白了“出新”对于论文的写作是一个多么关键的要件。

1984年7月，傅老师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论著《郭沫若创作论稿》，1985年3月他为我们开选修课“郭沫若研究”时，正好就用它做教材。在讲课过程中，傅老师自然是以他的书为主讲内容，也时不时地谈自己的研究体会，我也借机对傅老师的文章从谋篇布局到论证新观点再到总结提升，都做了细心揣摩。上课时，我适时地请教傅老师，傅老师毫无保留地做了令我满意的解答。《郭沫若创作论稿》实际上是一本论文集，但恰恰是这本论文集，在我学习论文写作的起步阶段起到了重要的开蒙作用。可以说，学院派论文的写作方法，我就是从傅老师这里学来的——虽然只学到了皮毛。课程结束后，我曾就郭沫若的戏剧《南冠草》和《孔雀胆》的修改问题做了较为认真的梳理，但由于没有找到全部版本，做得并不理想。傅老师写的评语是：“有基础但未深入”。对我而言，“有基础”就够了，“未深入”不要紧。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在我为写这篇文章查找一些材料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当年傅老师用小楷笔在便纸上写给我的一个书单。这是大二时我去傅老师家里询问考研需要读哪些现代文学书时，他在书房特意为我写的。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傅老师家，谈话的具体内容早已不记得了，只依稀记得他希望我现在打好基础，将来才能做好研究，还向我推荐了杭州大学孙席珍老师。多年过去，傅老师一听说学生要考研就非常热心、积极鼓励的神态我依然历历在目。

很惭愧，当初的我目光短浅，没有在毕业当年选择再深造，直到5年后才选择了读研，又在硕士毕业后6年选择了读博。但可以告慰的是，傅老师给我开的那些书，我绝大多数都读过了，我现在从事的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研工作，虽然做得不够好，但一直在努力着。我想，这应该是傅老师希望看到的吧。

傅老师后来去陕西省人大任职，我也在毕业后离开了师大，来往就中断了。2016年7月底，我们毕业30周年返校时，未见到傅老师，我特意问了学院，学院说傅老师身体不适，不便前来。2021年3月24日，傅老师去世，享年90岁。噩耗传来，我怔怔地望着手机上的讣告，眼前浮现出傅老师当年在教室里挺直腰板、精神抖擞的身影，耳边也响起他那澎湃激越的声音：“我是一条天狗啊！/我把月来吞了……”

（作者系我校校友、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