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近代以来文化艺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代表性人物，是我国思想文化战线上一面光辉的旗帜。毛泽东高度评价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从1924年至1936年鲁迅逝世前的12年间里，曾有四位学者分别与鲁迅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有过一段或数年的交往。更为巧合的是，在若干年后，这四位学者皆与陕西师范大学结下不解之缘。这四位学者是：杰出的教育家、哲学家、古典文学专家王捷三，数学教育家党修甫，著名电影剧作家、小说家、文艺理论家郑伯奇，著名文史学家曹冷泉。

促成鲁迅赴陕讲学的王捷三

王捷三（1898—1966），原名王鼎甲，陕西韩城人。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转入哲学系就读。1924年暑期前，在北京大学读书的王捷三从西安方面悉知，暑假期间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教育厅商定成立暑期学校，拟聘请学者名流来陕讲学。得知聘请学者中没有鲁迅，他便有了邀请鲁迅赴陕讲学的想法。王捷三认为，鲁迅既是北大、女师大的兼职教授和讲师，又在新文化新文学界颇有影响，若能到家乡陕西讲学，不失为一件喜事和盛事。随即，他与好友北京大学物理系同学王品青向时任西北大学校长傅铜（王品青的同乡）建议，邀请鲁迅赴陕讲学。傅铜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给鲁迅发了邀请函。鲁迅也欲借此次机会到西安，为历史小说的写作积累感性的材料，欣然接受了邀请。而王捷三被委以西北大学驻北京代表的身份，于1924年7月7日陪同鲁迅等人从北京启程，7月14日抵达西安，一路担任对鲁迅一行人的招待工作。鲁迅在日记中曾8次提到王捷三。这也是鲁迅生前唯一一次西安行，在陕西文化教育界产生深远影响。

1931年至1934年，王捷三得杨虎城将军资助，先后赴英国伦敦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教育学院留学。回国后受于右任举荐，就职于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辞去国民政府考试院职务，受聘任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教授，同时兼任陕西省立西安高中校长，并展现出在教育领域多方面的优秀才能。1939年3月，王捷三被电召回西安，任命为陕西省教育厅厅长。在他任职的近六年间，先后创办起三所专科学校，建立了百余所中学，增设了千余所小学，扫盲约200万人，为抗战时期陕西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经手创办的三所专科学校之一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后来发展为西安师范学院，成为陕西师范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捷三可谓是陕西师范大学的奠基人。在此期间，王捷三还勤于著述立说，出版著作《教育论集》《瑟歌集》《中国伦理史》；译著《价值哲学》《哲学及社会问题》等。他的老师梁漱溟先生曾称王捷三“纵论百家才大如诲，安坐一室意古于天”。

解放战争时期，王捷三执掌华北文法学院，彰显出教育家的历史担当和卓越风采，保护了一大批革命进步师生，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赞誉。与此同时，他为北平和平解放积极牵线搭桥，作出重要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王捷三淡泊功名利禄，回到家乡陕西，就任西北大学、西安师范学院教授，重登三尺讲台，为国家培养人才，潜心学术研究。他为中文系和教育系学生讲授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等课程。他视野开阔、学识渊博，通过深入浅出、举一反三、富于逻辑性的生动讲演，深深打动着每一位聆听他讲课的学生，是当时大学教授中为数不多的涉及学科领域广泛、学术造诣深厚、语言表达感人的著名学者。195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日，西安师范学院举行纪念鲁迅报告会。王捷三作了“邀请鲁迅来陕讲学”的报告，用自己邀请并陪同鲁迅来西安的亲身经历，生动地诠释了鲁迅的学识和人品，赢得了广大师生的热烈称赞。

王捷三生前还著有《唐代诗人与长安》《杜甫与长安》《苏东坡论》《宋代文学》《唐代长安树木蠡测》《抗战时期的陕西教育》等，在陕西师范大学的发展史上谱写了绚丽辉煌的篇章。

助力鲁迅赢得版税官司的党修甫

党修甫（1903—1972）又名家宾、家斌，陕西合阳王村镇坊社村人。因其父为清末举人在京为官，他少时在北京虎坊街小学读书，后入北京高师附中上学。1910年党修甫父亲病故。1919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理预科，就读一段时间后，由于家庭经济困顿而辍学。1920年至1923年，他在北京、南京等地，或做编辑或在中学教数学，以补贴家中母亲和弟弟的生活。1924年回到老家陕西，任合阳中学训育主任。1927年初任西安师范训育主任。

1928年至1930年党修甫前往上海，在他北京大学时的挚友张友松创办的春潮书局做编辑，同时兼职复旦大学实验中学数学教员。由于鲁迅常给《春潮》月刊投稿，这就使得党修甫与鲁迅有了交往的机会。张友松创办春潮书局前曾在北新书局做编辑和翻译工作，早与鲁迅有了热络的交往。因北新书局老板李小锋长期拖欠鲁迅版税稿酬，张友松愤然离开北新书局，遂即在鲁迅的支持下创办了春潮书局。鲁迅在面对北新书局版税拖欠问题上有些抹不开情面，而党修甫与张友松则勇于为鲁迅仗义执言，并且四处奔走，聘请著名律师与北新书局打官司，全力讨回了累计拖欠鲁迅数目不菲的版税稿酬。在此期间，党修甫和张友松与鲁迅晤面频繁，大多是他们二位去鲁迅寓所汇报交流情况，也有鲁迅亲访党修甫或张友松，甚至宴请他们二位吃饭，以表达对党修甫和张友松辛劳的慰问与谢忱。1929年7月至1930年3月，鲁迅在日记中50余次提到党修甫，说明党修甫在这段时间中与鲁迅的交往频率是非常高的。

1931年至1947年，党修甫先后在陕西合阳中学、西安高中、兴国中学、咸林中学、富平庄里立诚中学、三原中学、泾阳中学任数学教员，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延安大学教育系副主任。

1949年西安解放后不久，党修甫到西北大学师范学院数学系任副教授。师范学院独立为西安师范学院后，他担任初等数学与教学法教研室主任，主讲解析几何、初等数学、教学法等课程，为西安师范学院数学系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1960年，西安师范学院与陕西师范学院合并为陕西师范大学，党修甫成为陕西师范大学重要的理科前辈学者之一。

同鲁迅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筹建作出贡献的郑伯奇

郑伯奇（1895—1979），原名郑隆谨，字伯奇，笔名东山、郑君平、虚舟、何大白、方钧等，陕西长安人。早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其后以公费入南京民国大学政治专修科，后转上海震旦大学初级预备班读书。1917年去日本，先后就读于第一高等学校（东京）留学生预备班、第三高等学校（京都）、京都帝国大学。1921年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在日本发起成立创造社。1926年回国，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并经恽代英介绍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郑伯奇到上海从事革命文艺工作。同年11月9日和11月19日，他和蒋光慈、段可情代表创造社，先后两次造访鲁迅，商议共同恢复《创造周报》问题，鲁迅表示同意。不久因创造社与太阳社同鲁迅发生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此议未得实现。从此时起，直至1936年7月，郑伯奇与鲁迅保持着长时间的交往。

1929年，郑伯奇与夏衍、钱杏邨、沈西芩、冯乃超等发起成立上海艺术剧社，并任社长。先后编辑《创造月刊》《北斗》《文艺生活》《新小说》等期刊；编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发表话剧、短篇小说、电影剧本和影评等作品。1930年2月16日，郑伯奇与鲁迅、夏衍、冯乃超、彭康、沈起予、华汉、蒋光慈、钱杏邨、洪灵菲、柔石、冯雪峰等12人，在上海北四川路998号召开上海新文学运动者讨论会议，会上检讨了过去文学运动中的缺点，确定了今后文学运动的任务，决定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筹备委员会，由冯乃超起草“左联”纲领。

在上海期间，郑伯奇与鲁迅的交往，除了几次见面外主要采取书信往来的形式，鲁迅在日记中20次提到郑伯奇或郑君平。抗日战争爆发后，郑伯奇先到重庆，后回到西安。特别是1944年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建立后，首任校长郝耀东邀请他任国文科主任、教授，主要讲授历代散文选、文学概论、各文体习作、读书指导等课程，可谓是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国文专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45年郑伯奇任西北大学教授并兼任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教授，同时为《春风·工商日报联合版》主编《每周文艺》副刊。解放战争时期，郑伯奇积极支持西安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并曾公开发表演讲。随即他与武伯纶、张光远、郑竹逸及进步学生60余人，遭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后被营救获释。1948年复任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教授，直至西安解放。这也是郑伯奇与陕西师范大学前身结下的一段历史缘源。

两次拜会鲁迅并获得嘉勉的曹冷泉

曹冷泉（1901—1980），原名曹赞卿，字向辰、襄忱，笔名冷泉、冷翁、公羽等，安徽颖上人。1923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学习，深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十月革命胜利宣传的熏陶感染。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爆发，曹冷泉与南京的进步学生投身其中，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党小组长、代理东南大学党总支书记、安徽省农民协会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共南京市委军事委员等。曾参加过阜阳革命暴动和茅山革命暴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通缉，无法继续在安徽和南京立足，不得不转移到西安。

1929年初，曹冷泉在西安冯玉祥系陕西省党部任秘书，同时担任《陕西中山日报》社社长，开始了隐蔽战线上的革命斗争。1930年初春，冯玉祥与山西阎锡山酝酿同蒋介石的战争，曹冷泉被任命为西安各界讨蒋委员会主任委员，主办《讨蒋战报》和《反蒋画报》，在舆论上积极配合蒋冯阎中原大战，为冯玉祥部提供舆论支持。同年10月，蒋冯阎大战以冯玉祥失败而告终，冯玉祥部撤出陕西。宋绮云随杨虎城率部入陕，蒋介石也派出大批特务同时进入西安。为了保护曹冷泉的人身安全，宋绮云邀他一同接管《西北文化日报》。从此，曹冷泉以《西北文化日报》作掩护，与宋绮云保持单线联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为我党搜集政治、军事情报。1933年，他协助宋绮云在西安建立中共秘密联络站，对外以莲湖公园旁的莲湖食堂为据点，秘密开展革命活动。1934年，曹冷泉与宋绮云商议拟集资创办隶属于《西北文化日报》的《西北画报》，派曹冷泉去上海采购设备。他到沪后曾两次前往山阴路鲁迅寓所拜会鲁迅。他写的散文《沙漠上惨痛的回忆》一文，鲁迅即时阅览后给予曹冷泉以热情的嘉勉，并将文章推荐给《申报》“自由谈”，于同年8月31日公开发表。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后，西安文化教育界各团体举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纪念活动。张学良和杨虎城均敬献了花圈，一方面表达对鲁迅逝世的哀悼，另一方面也展现出对西安文化教育界各团体举行鲁迅悼念活动的支持。当时，任《西北文化日报》副刊总编辑的曹冷泉，不仅利用报纸刊载纪念鲁迅的诗文，还参加在革命公园举行的由西安各界抗日救亡团体发起组织的悼念鲁迅大会。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当天西安各报都停刊，唯独《西北文化日报》发出号外，报道了西安事变的消息，并登载了张、杨二将军的八项主张，立即在国内外引发强烈反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曹冷泉先后在西安师范、扶轮中学、兴国中学任教员，在教学过程中不遗余力地向学生宣传抗日救亡和革命进步思想。1946年夏至1949年5月，曹冷泉先受邀任华北文法学院国文教授，后又到芜湖安徽学院任教授，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中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淮海战役中，为人民解放军从芜湖渡江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5月至1955年，曹冷泉先后任安徽大学教授、中文系教研室主任兼政治教育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文联常委等。

1957年，曹冷泉调至建立不久的陕西师范学院任教授、语文教研室主任。后又兼任陕西业余师范大学副校长，连续几年到农村和工厂举办补习班，为陕西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中小学教师。

1960年，陕西师范学院与西安师范学院合并为陕西师范大学，曹冷泉担任中文系研究生班班主任。在认真教学的同时，还专注学术研究和著述工作，著有《诗品通释》《文学教学法》《论黄季刚先生的〈文心雕龙札记〉及风骨问题》《关学概论》《文心雕龙浅释》《孙子兵法注释》《楚辞研究》《刘古愚哲学体系》《陕西近代人物小志》《爱国诗人屈原复传评》等。晚年在病榻上撰写了《雨花台慨歌》《杨虎城将军诗传》《大刀歌—吉鸿昌》《宋绮云与〈西北文化日报〉》《蒋自明与莲湖食堂》《刘永言烈士事迹》《我所知的邵幼和同志》《西安鲁迅追悼会前前后后》等回忆纪念文章。

曹冷泉与鲁迅虽只有两面之缘，但鲁迅逝世后一直到他晚年的一系列行为，足以表明曹冷泉对鲁迅一往深情，也为后辈学人留下了值得铭记的精神风骨。

（作者系我校校友、西安出版社原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