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陕西韩城县，杏花村中有家园——”

四伯总要唱，在他挽着小小的我的手，漫步在猕猴桃园的时候。儿时的我，话还没学全，倒也跟着他咿咿呀呀地唱了起来。夏季，猕猴桃自然还没有果实，我总是好奇地看着那绿而细的藤蔓，在一排排木架子上攀援、缠络。

严格讲来，我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陕西人，我的父亲，是从更西的地方——甘肃闯荡过来，我才得以在此出生。四伯和我的父亲不同，他的血液中，有秦岭的山顶雪。而他又何以成为我的四伯呢，讲到这便复杂了些。

更远的某年，甘肃闹了饥荒，家里养不起那么多人。我的四爷，也就是四伯的父亲，便孑然一身，走走停停，打工、扒火车，跌跌宕宕来到陕西。改了姓、赚了钱、有了可安居的一隅。兄弟几人始终书信往来，情谊相连。他也因此能够成为我的四爷，后来，年轻的四爷和当地的女子结了婚，成了家，四伯便成了我的四伯。

爸爸平日在家讲着甘肃话，到四伯家，四伯又说着陕西话，而我夹在中间，都能听懂点儿，却说着普通话，但三人沟通并无障碍。

到了秋天，猕猴桃成熟时，我最期待四伯到我家里来，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一筐筐馋人的毛桃。四伯也会亲自来剥给我吃，说小孩子皮肤嫩，自己剥毛桃容易过敏。我总呆呆地等着，看着四伯日渐白的寸头和胡茬，感觉它们也会跟桃毛一样，扎得人心闹。那滋味可不好受，但桃总是很好吃，酸中带甜。四伯和父亲每次都看着我吃，俩人总不约而同地笑。

后来的日子，我很少见四伯了，只是在同学们偶尔用陕西话嬉笑的时候，会偶尔想到四伯带我唱《铡美案》，唱《赵氏孤儿》，唱他最爱的《三滴血》。

谁想再见时，四爷却不在了。四伯本就微白的头发，因病白了。那时的我已然懂事，看着四伯我说不出一句话来。四伯把我叫到跟前儿，用沙哑的嗓音唤着我，“娃啊，伯没有做成什么事情，只能和爷爷一起种点儿桃，你要好好念书，你爸妈把你生在西安，不容易，要好好爱他们，不要像伯一样，给你四爷治病的钱还得借。”我眼中含泪，连声答应着。

回到家，我望着秦岭，像是受到了感召。四伯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我好像看见，当年的四爷，由穷乡僻壤，独自挑担，走向长安。这三秦大地上，不只有土生土长的人，亦有由八水汇聚在此，如藤蔓般蔓延的灵魂。秦岭的灵秀滋养了这片土地的广袤，包容着来自更远山水的人。

我的故乡到底是哪儿？是父亲与四伯同根同源的甘肃，还是我户口本上的，我站立着的三秦大地。我想，二者皆可是答案，可得心安之处，便是吾乡。我作为二者的联结，几代人血脉的延续，要接着攀援向上，发芽生长。

（作者系我校2025级外国语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