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时常提起老家门前的槐树，提起我们很少回去的家，空气会在他的讲述中凝固，那棵槐树在我心中一直生长，长成我父亲渐渐清晰的过往，我好像回到了他的槐树下——

老屋后院有一株侧柏，一家斑鸠住在树上，屋前有一棵洋槐，我们一家住在树下。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我的祖母就已经很老了，一个裹脚的老太太在树下半梦半醒，几只鸡围着她啄食地上的槐花。

世间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风箱往来和铁锤落在铁砧上的声音，是我兄妹三人年少时的背景音。写字之余，我们三人轮流在炉前拉风箱，父亲的小锤叮当着定位，母亲的大锤就落下去，打出铁锨、锄镐一类铁货，由母亲背到十余里外的镇集出售。不大的镇，只有东南西北四条主街从黄土梁的沟壑中伸出来，每双日逢集，四面村庄的人聚集起来，也称得上熙熙攘攘。

母亲曾是镇上人，在镇中读过初中，她的同学米兰在北街有一处小门面——米兰凉粉，与母亲的铁货摊子只有几步之遥。但街上的凉粉母亲是不吃的，糖油糕和炸馓子也是不吃的，牛肉面吃过一次，母亲收摊时舅婆去看她，她和舅婆各吃了一碗牛肉面。

父亲算得上巧匠，农用的铁货多求耐用，父亲还要精巧，故铁货虽然利薄却也不愁销路。大锤敲出钱来，换成我们兄妹读书的费用和家里的开销，土地里是刨不出钱的，土地里只能刨出罐子。那日父亲在地头除草，锄头下去发出金石声来，以为是石头砖瓦，细细拼凑竟是一只陶罐，有着奇异的花纹和人头形的罐口。已经是碎块的罐子被父亲捡回去，和旧瓷碗放在柜下的半个破缸里，蜘蛛网和老鼠屎覆盖它们，没有人会把这些一动就扬起灰尘的物件和财富联系起来。

父亲的二哥也就是我的二伯来到家，闲谈起那个罐子，二伯是民办教师有文化，报告到不知何方，有人来到家说罐子是文物，上交有奖，私藏判刑。于是罐子离开我家，换来两袋白面和一把铁锨……很不错了，两袋白面，全家人很奢侈地吃了一顿白面条，剩下的要掺进玉米面。

那时候只是穷，并不觉得十分的苦，可能是因为很多人都是一样的穷，也可能是很多年来都是一样的穷。日子还得过，人还得活，故冬季农闲要唱戏，过年要闹社火，要用声音和色彩把穷和苦往远处赶一赶，即使赶走一会儿也会跟过来。

冬天的太阳像灯泡一样，只有光而没有热量。戏台上、墙根下，秦腔就露天地吼起来。剧团戏班很少请，多是村人自己唱，人少时清唱，聚齐了就有了司鼓有了板胡，草台班子也是班子，“祖籍陕西韩城县……”，《三滴血》锣鼓喧天地开唱。父亲母亲都是戏迷。父亲会敲鼓，比脸盆略小的鼓，似筷子一般的一副鼓锤，统领了一出戏。

附近的村庄来了戏班，更是跋山涉水也要去看的，台下喧闹此起彼伏，“瓜子一毛钱一缸子”的叫卖也悠扬起来，场院里、树上，两旁的山洼都挤满人，台上皮黄声起，如此的喧嚣居然很快变成齐唱。

在地里干活累了，就直起腰吼一嗓子秦腔，吼完弯着腰继续干活。

机制的铁器和农机很快席卷了村庄和集镇，也席卷了我的家，我的父母从半手工业者回归到完全的农民，土地仅仅能维持温饱……玉米面大略能吃饱，白面不够。兄妹三人都在上学，我已经要去县中读书，学费是借来的。父亲是在如何的夜晚如何地走出家门，去向如何的人说了如何的话，我记不起来了，只记得父亲把如数的钱交到我手上。父亲并未说过要我出人头地的话，但我却时时能听到。

读高中的第一年，我借住镇上姑姑家，每月回家一次，从家带来玉米面交给姑姑作为我的口粮，姑姑家有时也会做白面条，这时候我就少吃一点，或者吃我的玉米面馍……寄人篱下的自知之明是要有的，我竭力不为姑姑一家添麻烦。否则姑姑不说，姑父也会有想法的，但表兄的不悦有时会在语言上表现出来，我年轻而敏感的自尊心在这时破碎……我自带口粮，并不欠你们家太多，何必这样对我。于是第二年，家里情况略好转，我说什么也不愿再住在姑姑家，带了煤油炉住进学校宿舍，与同学合伙做些简单的饭。

学校南门外有一家馍店，早读结束时摊子外就围满了人，店内三人，老板收钱，带着头巾的老板娘找钱，一个伙计取饼。烤饼两毛钱一个，两个烤饼的早餐对我有点奢侈，但偶尔也能享受一次。我的五毛钱交给老板，随着人群去伙计那里领两个饼，再去另一边的老板娘处取我找回的一毛钱。在这个过程中，似乎没有人留意我的样子，伙计不会去和老板对质，我是否付过钱，而老板娘看到我手中的饼，自会找我一毛钱。

一个极不光彩的想法在我脑海中冒头，我忐忑。我尝试，有天早晨我攥着一毛钱站在取饼的队伍里，不经意而刻意地让伙计看到我手中的毛票……我付过钱也找过钱了，给我饼吧。我收起毛票又排进找钱的队伍里，重演刚才的把戏……我付过钱也拿过饼了，找我一毛钱吧。漫长的、惊心动魄的几分钟，没人发现我的行径。

饼吃着并不安心，这样的事只做过一次。

我如饥似渴地读书，将所有的情绪、自卑、不甘，或者其他，全然埋进书本或诉诸文字。由于实在偏科，我并未成为那一届考上本科的几个人之一，但师专免学费分配工作，也是极适合我的。父母渐老，弟弟妹妹也面临升学，我没理由复读或者选择其他。这也几乎是我们那个年代，那个地方所有人面临的境地。

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夏天的末尾，天气仍然炎热，我的四婶送我去镇上，乘坐前往学校的长途汽车，车上都是我未来的同学和他们的父母，我没有座位，坐在客车机盖上，怀中抱着全家唯一的蓝帆布包。四个轮子带着一车厢乘客，从关山的沟壑中驶出，越过向东的黄河，天黑时在一个小镇停车休整。

有父母陪同的同学在路边买了鸡腿，车厢里满是谦让和客气。我的包里有一袋煮好的鸡蛋，是早晨出发时四婶给我的。我不觉得鸡蛋比鸡腿差，鸡蛋成熟后就有了鸡腿，不只有鸡腿，还有鸡翅呢。但是我在车里打开装着鸡蛋的袋子时，被挤破的鸡蛋在包里闷了一整天，难以言说的气味在几乎封闭的车厢弥漫。我不等周围人说，将这袋鸡蛋扔出了车窗。二十余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是在那样一个早晨，四婶将这袋鸡蛋递给了我。

我十九岁，第一次离开家，再也没有真正回去过。

直至父亲离世，母亲打来电话，邻居要新修屋院，家门前的槐树挡了施工需要伐去。哦，伐了就伐了吧。我们家已经没有树了。

这是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还有我们的槐树的故事。

（作者系文学院2023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