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尊敬的牛致功先生，是学界公认的师者楷模。我想通过几个片段回忆，来重温先生给予我的教导和温暖，表达对先生的崇高敬意和永远思念。

“两个方向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要学习研究隋唐史”

1988年，我在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读大三的时候，立志进一步求学，决定参加来年的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备考过程中，我写信给牛先生，表达报考意愿。牛先生回信，表示欢迎。1989年初，我看到了陕西师范大学的硕士生招生简章，发现我要报考的隋唐史研究方向分列在历史系和唐史研究所。历史系的是“隋唐史”方向，招生2人，唐史所的是“唐史”方向，也招生2人。

我看到后，感到很困惑：一是历史系和唐史所的两个方向有什么不同？二是两个方向的指导老师有无明确区分？我于是赶紧从学校跑到附近的邮电局给牛先生打电话。前两天的两次电话，均无人接听。到第三天的第三次，牛先生接听了电话，细致地和我说，两个方向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要学习研究隋唐史，只是考虑到历史系和唐史所是两个单位，所以平均分配了一下招生名额。牛先生还说，指导老师也没有区分，由于他和赵文润先生、牛志平先生工作关系很好，所以两个单位招收的隋唐史方向研究生由三人共同指导。

我听了牛先生的话，便专心备考。1989年5月，我收到陕西师大的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同年9月，我顺利入学，在三位先生指导下开始攻读硕士学位。有一次和牛先生的交谈，他告诉我，你为了报考研究生三次打长途电话，这份执着与认真，令人感动。

“你研究生入学不久，写的文章就有模有样了”

入学后，我开始在三位先生的指导下认真读书，并尝试撰写学术论文。在研究生一年级和二年级时，我写出《瓦岗军性质新论》《武元衡述评》《略论杜黄裳在元和削藩中的作用》三篇习作的初稿，陆续拿给牛先生，请先生审阅指教。先生总是在充分肯定的同时，也指出文章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指导我如何具体修改，强调文章要不断修改，不断提高，不能怕麻烦。

我今天仍然清晰记得，在指导我修改武元衡和杜黄裳两篇习作时，牛先生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你研究生入学不久，写的文章就有模有样了”。正是在先生如此温暖的鼓励之下，我按照先生的教导修改文章，提高了撰写水平。后来，修改后的三篇习作发表在《学术月刊》1991年第11期、《洛阳师专学报》1992年第1期、《渭南师专学报》1992年第4期。我想，若没有先生的鼓励和教导，三篇习作是不可能得以发表的。

“没有页码的，一律补齐”

在三位先生的辛勤指导下，我选定《关于唐德宗评价的几个问题》作为硕士学位论文题目。经过近一年的努力，1992年9月，我写出论文初稿并呈请先生们指教。论文初稿首先拿给了牛先生。牛先生审阅后，先是说论文撰写基本上是成功的，但话锋一转，说论文存在多方面不足，要认真修改。牛先生还特别指出，论文页下注部分，有的有详细出版社、出版时间和具体页码，有的则不全，尤其是没有具体页码。我记得，牛先生当时对我说：“页下注要做到体例统一，没有页码的，一律补齐。”

按照牛先生的教导，我开始从图书馆不断地借出图书杂志，不断地归还图书杂志，不停地在宿舍和图书馆之间跑来跑去，以补齐原先没有的页码，并做到页下注的统一。这个过程，我记得很清楚，持续了整整一周！经过这一历练后，我养成了论文写作中必详细注明页下注内容的习惯。

“工作之初，多做事少说话，是绝对的正确”

硕士毕业后，我就职于山东大学图书馆，从事图书管理员工作。牛先生专门给我来信，说山东大学的陈之安、郑佩欣、赵凯球先生都是他的好朋友，是在共同编写福建人民出版社所出版的《中国古代史》教材过程中结下的友谊；说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找三位先生帮忙。我到山大图书馆工作后，人生地不熟，先生的来信给了我巨大温暖。我也借此机缘，登门拜见过陈之安、郑佩欣、赵凯球三位先生。三位先生听说我是牛先生的学生，对我格外亲切，嘘寒问暖。后来，我和郑佩欣先生的交往最为密切，郑先生一直把我视为自己的学生。

牛先生在来信中还对我作了特别提醒：“工作之初，多做事少说话，是绝对的正确。”这一特别提醒，直接指导了我工作之初的心态，也已内化成为我的一项生活准则。

“我一看见就笑，一看见就笑”

1995年9月，我很幸运地成为田昌五先生的学生，在职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学位。在田先生耳提面命下，经过四年努力，我完成《唐代工商业形态初探》的博士学位论文，于1999年5月通过论文答辩，于6月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同年11月，我又很幸运地进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在宁可先生指导下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工作的重点是对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修改和增补，以提高论文的整体水平。此外，我对硕士学位论文也进行了修订和扩充。

博士后工作完成后，我回到山东大学，就职于历史文化学院。2002年8月和9月，经过修改的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分别以《唐德宗评传》和《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为书名，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我拿到出版的两本拙作后，经邮局寄呈牛先生，请先生审阅教正。大约10天之后，我给牛先生打电话，询问有没有收到我的拙作。牛先生的原话是：“我收到了，就放在我的书桌上。我一看见就笑，一看见就笑。”

（本文作者系我校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