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来自村庄的人，我是以村庄为单位认识世界的。对我来说，世界是个大村庄，在座诸位也都是我村子里的人。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从写作之初就面临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前辈作家，从他们身上汲取什么。随着年龄增长，陕西的几位前辈作家越来越引起我的思考，但我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答案——这需要用真正让自己满意的作品来回答，而我还没写出来。

我常常觉得，世界不过是一个村庄。柳青先生、路遥先生和我是一个自然村的人，一起住在山的这一边，住在山坡上。后来，柳青先生和我都搬到了山谷里的关中平原。贾平凹先生起初住在山的另一边，比我早几十年到了关中平原。两山一谷，我们共时或不共时地住在陕西的北部、中部和南部，住在陕西这个大村落里。

于我，他们是写作路上的路灯与浮标，是无声的指引牌——应该也是陕西很多年轻创作者的指引牌。我们经过他们，思考他们——思考他们的生活路径与写作路径，思考他们的人格，思考他们笔下人物的人格，思考他们的生活困境和写作困境……这些思考不断提醒我：如何在他们作品的基础上学习他们，写出一个比较新的我，有我的风格，而不是对哪一个人的重复。也就是说，如何在学习他们书写20世纪的路径上，写出我正在场的21世纪，写出我自己，写出我生活的土地。他们都写出了自己生活的村庄和土地，我又如何写出我现在生活的土地、我曾经生活的土地？这是个问题。

凡人不过百年，我们也会成为土地的一部分，成为地下的泥土。在此之前，就像他们通过文字确定自己的存在，即使生命终究不过是捕风，不过梦幻泡影，也要刮起我们生命的这场风，与他们展开对话，不断重逢。生命与生命，地上与地下，冢上鲜花烂漫，生死并无间断。

我一直觉得自己像是从“原始社会”过来的。我出生的上世纪末，陕北许多地方还是刀耕火种，牛马驴骡拉平板车，猪狗羊鸡猫与人共院落，穴居动物般生存。我的童年完全在窑洞里度过，我常自称“山顶洞人”。我在这样原始的村庄和镇子生活了二十年，进城又二十年，从“原始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从童年放羊到博士毕业后在大学教书，说起来像文学虚构，却是我真实的生活。前辈作家柳青、路遥和陈忠实，他们也来自村庄，我们的共同点是思考土地，思考土地上的庄稼，以及土地上的人。

世界于人类最初也不过是个村落，如今也不过是个扩展的大村落。人类文明再往前延展也不过几千年，而地球已经存在亿万年了，人类在浩大的宇宙中，有时渺小到连尘埃都算不上。不过，即便生如蝼蚁草芥，也有自身攀爬和摇曳的欢喜。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写出我们村的故事，不断写出可以确认我自身存在的东西——确认天空，确认大地，确认一片云，确认我们人类自己的人格和写作者作品的品质。我希望不断以时间在场、生命在场的方式参与书写，写出人的勇敢、坚韧、欢喜、挣扎、呐喊、彷徨和无奈；当然，也要写出他们的虚荣和野心，眼泪与悲伤，渴望与失望，放下与难以放下……

作为写作者，哪一个人不在书写他们生活的时代？在世界的海洋里，一代代人留下生存的印迹，山洞里那些看似随意的划痕，也曾是鲜活生命刻下的，引后来者沸腾和思考。我也如前人一样，会努力书写我们当下生活的时代，书写我生活的世纪，来确认人类的存在，认领人类文明的前身与后世，认领自己的未来。

在写作的坐标上，那些远行人——柳青、路遥、陈忠实、红柯——在我们自己的小小村庄里群星闪耀。在文字里，通过他们的闪耀，后来者确认着星空。当然，放在世界文学的坐标上，他们也许并不十分醒目。但他们是我脚下土地上行走的前身，我们是他们的未来，经过他们的时候，我会想到曾经有人如此，写出过我们生活的村庄，写出过村庄曾有的原形。而现在，我书写城市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城市的原形还是有土地有庄稼的村庄，这是社会现实，也是一种心灵现实。在我们仍然以吃饭喂养肉身，用繁殖延续生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仍在用我们的肉身、心跳，从自己出发，以自己为中心，丈量与世界文明的距离。就这样，我们也坐在世界的坐标上，在世界的村庄里呼吸。

“要想塑造英雄，就先塑造自己。”希望我们每个人深耕时代文脉，勇攀文学高峰，写出有自己人格、有温度的作品，写出有人性底线的作品。哪怕这其中倒映了我们的虚荣和野心，那也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写黑暗，是为了写光明；写世界的参差和丰富，以及人类居其中的沉重与轻盈……在时间的河流上，我们会不断重逢——过去与未来，你与我。

（作者系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