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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大报》总第739期 四版:杏园副刊 本期共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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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小学

作者:吴天柞

2026-10-01 13:11:10

十年前,我从五年级升六年级,学校从老校区搬到新校区。三年后,我考上市里的高中,离开家乡。高二那年,老校区随着家乡的发展被拆掉。高考后我回到故乡,把离开三年的故地一一走过。走到小学时,原先十几米的路已经拓宽了好几倍。拓宽的路面,正是我的小学曾经坐落的地方。路是新的,平直宽阔,可我站在上面,脚下踩着的,却全是旧日的影子。

小学有个很普通的名字,叫实验小学;也有个很接地气的别称,叫王路口小学。从这名字可以看出,周围的人家基本姓王。我姥姥也是这里人,所以周围很多人,我都得叫舅舅。走在那一带,一抬头,常能碰见一个舅舅。小时候不觉得什么,长大后才明白,那些“舅舅”里,有的不过是拐了几道弯的亲戚,有的其实只是街坊邻里间随口叫出来的辈分。可就是这随口一叫,叫出了一片人情的暖意。你走到哪儿,都有人认得你,都有人愿意停下来问一句“吃了没”?那是一种被包裹的踏实。

一年级时我在这里上学。学校办运动会,人很多,很热闹。我和同学顺着后墙门底下,和小卖部的老板传钱买东西。那墙根有一道窄窄的缝,正好能塞过一只手去。我们把零钱从缝里递出去,老板在那头接了,再把零食饮料塞回来。那是我对“交易”最早的记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中间隔着的一道墙缝,倒像是秘密的通道。有时候是一毛钱两颗的西瓜糖,有时候是五毛钱一瓶的汽水。老板的手粗糙,指尖有粉笔灰的味道,递过来的瓶子上还带着水珠,凉丝丝的,握在手里,像握住了一小捧夏天。

我的表姐也在这里上学,她是大队长。有一次,我被一个同学划破了脸,是她帮我处理伤口。后来那个同学又划伤我一次,我就去了另外一所小学。如今想来,那次转学大约是我人生里第一次“离开”,只是当时太小,并不懂得回头看一眼。可奇怪的是,那道墙缝、那只粗糙的手、那些被递来递去的零钱,却一直留在了记忆深处,清晰得像昨天。

五年级时,我又转回实验小学,还是原来的班级。第一天中午放学,一个同学很热心地和我一起回家。也就在那时,我注意到学校旁边有一家小商店。那年分配卫生区,五年级负责院子里的大树。一到秋天,叶子落个不停。他们不愿扫,就把扫把拿在手里往树上砸,想把叶子全砸下来。叶子没落完,人倒先笑了。笑声从树下飘上去,惊动了树上的麻雀,扑棱棱飞走几只,又落在更高的枝上,歪着头看我们。那些麻雀大约也是习惯了,我们笑,它们就飞;我们不笑,它们又落下来。有时候一片叶子正好落在谁的头上,那人便夸张地叫一声,追着旁边的人打闹起来。扫把丢了一地,叶子还是厚厚一层,金黄的,踩上去沙沙响,像踩碎了一地阳光。

老校区很小,小得没有操场。体育课就在教学楼下上,体育设施也都在教学楼前。所以每天下课,我的朋友都跑得飞快,去占乒乓球台。那球台是水泥砌的,上面架着一张半旧的网。每天下午我来上课,总会碰见他们仿佛没回家一样,一直守在球台前打球。球在台上蹦来蹦去,清脆的声响穿过了整个午后。

学校里的新鲜事,多半先在球台边传开。谁换了新球拍,谁被老师批评了,哪家小店进了新文具,都是从这里出发,慢慢传到每个教室里去的。那球台像一口井,所有的消息都从那里打捞上来。有时候球滚到墙根,滚进草丛里,几个人便蹲在地上找,撅着屁股,脑袋凑在一起,像一群在土里刨食的小鸡。找到了,便欢呼一声;找不到,便懊恼地拍一下大腿,然后不知从谁的口袋里又掏出一个瘪瘪的球来,接着打。

后来六年级,我搬去了新校区。一次我跟着爸爸去给别人修电脑,又回到老校区那家我注意到的小商店。那里的老板算我的表舅,他的儿子就算我的表兄弟。我第一次见他时,他正在玩电脑,玩的是和我一样喜欢的游戏。那时我不知道,将来他会是我初中最好的朋友。我初中以后每次回到这个小学,也都是因为他。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有时候就是这样——初见时浑然不觉,日后回想,竟成了记忆里最要紧的一个人。

我的初中也是在小学的初中部上的。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同学里竟然有一个是我的表兄弟。从那以后,我俩就成了好朋友,也才算正式认识。那时周末,我几乎每天都去找他玩。他家就在小学旁边,于是总有些不知从哪里来的小孩,三三两两聚过来。有的面熟,是隔壁班的;有的完全陌生,大约是附近哪条巷子里的。玩着玩着,便都成了熟人。

我们玩的是那种人少了玩不起来的游戏——捉迷藏、三个字、摸瞎子,人越多越热闹,越乱越开心。院子里吵吵嚷嚷,追来追去,有时撞倒了晾衣杆,有时踩翻了谁家的花盆,大人们从窗户里探出头来骂两句,又缩回去。我们就压低了声音笑,笑完了,接着疯跑。直到天黑,巷子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大人们开始在门口喊吃饭,才一个个散去。那喊声此起彼伏,从巷头到巷尾,像一首不成调的歌。那些名字被拖得长长的,带着方言的尾音,在暮色里飘着,飘着,就飘进了各自的家门。

小学对面住着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大多比他小好几岁。中间那条路,是我们经常穿过的。后来路变得更宽了,我朋友的家和他朋友的家,也都被拆了。

如今,小学没了,路变宽了,旧屋拆了,人也散了。可有些东西还在:后墙门底下递出去又递回来的零钱,树下扬起的扫把,球台边不肯散去的黄昏,小院里一群喊不出名字却玩得正欢的孩子,还有电脑屏幕前那个我尚未认出的朋友。它们不在原地,却各自在我心里占着一小块地方。合起来,仍是一所很小的小学。小得装不下一张操场,却装下了我整个童年。有时候我想,人这一辈子,其实就是在不断地拆和建。路拆了又修,房拆了又盖,可有些东西,是拆不掉的,也盖不起来的。它们就那样安安稳稳地待在那里,像一棵树,年年落叶子,年年长新叶,根却始终扎在同一个地方,越扎越深。

王路口小学,这个名字现在大概很少有人提了。可在我心里,它还开着门。走进去,还能听见下课铃响,还能看见那些跑得飞快的背影,还能闻到小卖部里汽水的甜味。那门永远开着,像小时候后墙根的那道缝,窄窄的,正好能塞过一只手去。

(作者系文学院2023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