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渔阳里出发》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已有一年时间。读完这部作品，恍如受到一次精神洗礼。在这本书的序文中，党史专家陈晋写道：“五四运动前后，世界是什么样子，中国向何处去，青年人应该做些什么，研究些什么，这些问题深深困扰着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为中国寻找一条适合的新路成了一代青年发自内心的追求。”这段文字阐明了书中故事的时代背景，以此为指南展开阅读，对作家陈晨笔端的青春赞歌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百卉萌动之地

作为历史叙事的地理坐标，渔阳里犹如一块思想磁石，吸引着无数青年才俊汇聚到寻路行列之中。陈晨将目光锁定百年前的上海法租界渔阳里，钩沉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成立与发展背后鲜为人知的史实，讲述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诞生的故事。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出版创刊号。他在发刊词中写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新发于硎，人生最宝贵的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即便在百余年后的今天，重读这段发刊词依然令人倍感振奋与鼓舞。书中讲述的每一位青年的故事，事实上都是如“百卉之萌动”的存在，这也是中华民族历尽苦难、生生不息的源泉所在。

陈晨敏锐地将地理坐标的出现和变迁，作为研究历史场景的叙述线索，从而在复杂事件中体现出强烈的在场意识，以精准、从容的写作模式，让人物在笔端依次出场，在时空舞台上呈现其价值。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时正式更名为《新青年》。作为这本杂志的缔造者，陈独秀也因这本杂志而名满天下。此后，蔡元培力邀陈独秀赴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搬到北京，编辑部设在陈独秀在北京的居所箭杆胡同九号，作者队伍变得更为强大，1918年1月成立编委会，由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担任，改为轮值主编。此时，箭杆胡同九号成为新文化运动事实上的指挥部。

《从渔阳里出发》清晰呈现了这段纷繁复杂的历史，令人在阅读过程中常有恍然大悟和重新发现的惊喜，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全书的文献价值和可读性。

点燃革命之火

密切联系人物和事件所处的时代背景，将时代震荡与人物命运的深层次耦合呈现出来，是陈晨在该书写作中的突出特点。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于1919年6月11日晚带领邓初、高一涵散发传单时被捕，李大钊等人积极展开营救，孙中山在上海约见北洋政府代表予以施压，国内媒体及社会各界纷纷呼吁放人，时年26岁的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发出呐喊：“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

1919年9月16日，陈独秀被关押98天之后获释。次年，陈独秀抵达上海，以法租界老渔阳里二号为居所，并将《新青年》编辑部迁至此处，团结和吸引了大批优秀青年，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进步青年都曾在此拜访过陈独秀，并参与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国内的筹建和发展工作。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正式成立。

今天，渔阳里广场坐落着一面名为“青春赞歌”的大型花岗岩浮雕墙，浮雕墙右侧入口嵌入金属火炬造型，象征着渔阳里点燃了“熊熊燃烧”的革命之火，长达58米、高3.4米的画面呈现了自五四运动以来青年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八位创始人跃然其上，他们是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沈玄庐、金家凤、叶天底。

陈晨能将这些往事清晰还原出来，得益于其田野调查式的深入采访。为了写好这部作品，她一次次在渔阳里旧址现地考证，也曾寻访远在浙江诸暨的俞秀松故居，几年间翻阅整理的研究资料多达数百万字，即便是书稿纲目，也经过了反复推敲甚至推倒重构。这种源于敬畏心的责任感，成为能够“讲好中国故事”的底气所在。

重现觉醒年代

灯塔有其地理坐标，时代先锋有其诞生之地。

从法租界老渔阳里二号到新渔阳里六号，相隔不足百米的小巷被称作“共产主义通道”，维系着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领袖与广大青年的往来，在作品中产生了有如多幕剧场景变换的互动效果。

陈晨通过细腻的笔触，将渔阳里六号作为核心舞台，详尽叙述了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等八位青年团发起人的青春梦想和命运轨迹。让读者感受到彼时青年有着怎样炽热的爱国之心，有着怎样纯真的精神追求，他们在为中华民族寻路的历程上奋不顾身，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毫无保留地倾其所有、竭尽所能，这种灵魂光芒隔着百年时空依然熠熠生辉。因此，用觉醒年代来定义百年前的那段历史，或许最为妥帖。

尽管《从渔阳里出发》涉及人物众多，但陈晨的写作尽力捕捉到了每个人物的个性、情感及命运变迁，跳出了历史人物书写过程中千人一面、性格模糊的窠臼，建立起摆脱叙述困境的表达通道，作品中出现了大量文学性细节。这种创造性的书写让故事拥有了温度，字里行间总能引发情感共鸣。我深信，陈晨在书写过程中被笔下人物的故事深深打动过，甚至是带着某种执念，要拂去时间的尘埃让这些故事呈现出来。

灯塔永远明亮

作为非虚构作品，《从渔阳里出发》完成了一次涤荡心灵的精神对话。

作品最可贵的意义，就是以文学方式建立起跨越百年的精神通道，让逝去的青春被重新发现、得以流传、获得敬重。当我读罢全书，心头感受到阵阵回响，那是真理的种子从黑暗中破土而出的声音，是百年前中国青年先锋们的呐喊。陈晨试图在作品中解答一个重要的命题，那就是一代中国青年从渔阳里出发之后，该如何继续前行，这让整部作品拥有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虽然，历史已经证实了此后的道路何以从胜利走向胜利，但发生在渔阳里的故事显然为一部伟大史诗的书写埋下伏笔、奠定基调、筑起宏阔的想象空间。今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航船再次迎接着时代风暴和浪潮的考验，曾经发生在渔阳里的故事充满深刻的启示。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青年更需要将个人命运融入报国之志的勇气。作为精神坐标的渔阳里，依然是一座明亮的灯塔，提醒着后来者保持航向、接力前行。

（作者系我校校友）